原標題：讓“詩意的棲居”不是夢想使“遠方的驚喜”不會落空　　

　　作為培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的重要物質基礎,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的保護和利用工作一直備受矚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名城名鎮保護工作邁出重要步伐。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傳承和遺產保護,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的理念和實踐都有重大發展,相關法律法規逐步完善,全社會保護意識顯著增強,保護綜合效益日益顯現,一大批古城、古鎮、古村落得到真實完整保護,為世界遺產貢獻了更多中國文化資源。

　　與此同時,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工作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存在重物質遺產、輕非物質遺產,重經濟價值、輕精神價值等傾向,大拆大建、拆真建假、拆舊建新、拆小建大、過度開發等問題仍比較普遍。

　　在5月25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三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15位委員、學者圍繞“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建言獻策。

　　要理順體制機制,整合優化相關力量和資源,統籌協調保護工作；要堅持規劃先行,一張藍圖干到底；要堅持分類指導,鼓勵各地積極探索歷史遺存活化利用的多元路徑；要完善政策措施,加大資金等方面支持力度,提高政策精準性、有效性……一些委員建議,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和長期任務,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久久為功。

　　不應過度追求規模與速度

　　“如果地震,如何防止佛像、古建被損?”

　　“倒了再建。”

　　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宋紀蓉在調研一座寺廟時,與對方展開的一問一答。

　　“這樣的回復讓我很心痛。何必倒了再建?目前已有良好隔震效果的減隔震防護裝置。只要運用好這些科學技術,完全可以未雨綢繆,使先人留下的寶貴遺產屹立不倒!”宋紀蓉說。

　　在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的保護和利用上,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的態度同樣鮮明:“不要重建!假古董沒有價值。如果重建,一定是精神上的,而非景觀上的。請尊重城市的歷史和文化的尊嚴。”

　　在全國政協常委劉恒看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和利用上的認識偏差,源于對速度和規模的過度追求。

　　劉恒曾經在一個城市某個歷史建筑里看到了大量現代因素,管風琴式的吊燈從頂貫到一樓,這讓他感覺,這種標新立異和建筑的歷史風貌并不搭邊。

　　劉恒認為,過度追求完美就是“理想和現實的失衡”,過度追求規模則是利益的失衡。

　　“那些歷史的遺存物是無言的,但事關我們子子孫孫的利益。”劉恒的觀點是:我們不能為了追求短期利益,損害子孫的利益。

　　會上,劉恒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比喻成“在一個崎嶇的道路上行車”,如果在彎道高速行駛,翻車將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他說,不要過度追求速度。

　　“如果‘高速’地實施保護,有可能使我們失去糾錯的機會,造成的質量后患會產生極大麻煩。”劉恒提醒道。

　　“我們觀察古城鎮保護的狀態,有的為了政績完美而拆真建假,有的為了學術完美而標新立異。繞開單純‘修舊’,加入主觀設計風格,形成與保護風貌完全不搭界的所謂‘保護’。”劉恒指出。

　　宋紀蓉作為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在她的倡導下,故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文物醫院”。她認為,當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亟須科學的思維和方法。

　　“數字化記錄—考古研究—各類文物材質的研究—制定保護修復方案—專家論證—方案實施—保護修復全過程監理—保護修復驗收—落實預防性保護措施,全過程和各環節實行科學標準。對木質、夯土、石質、磚混結構,采取不同保護修復標準,達到原真性保護。”宋紀蓉介紹。

　　宋紀蓉建議,成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保護標準制定委員會,制定配套科學修復、科學保護的方法。

　　科學的保護方式,需要高超的技藝人才來實施。

　　全國政協委員周嵐認為,傳統營造技藝的傳承人和專業工匠是原汁原味保護名城名鎮的重要支撐,因此,技藝人才稀缺問題必須得到重視。

　　“傳統建筑營造是技、藝與體力勞動的融合,學徒時間長,收入不匹配,已后繼乏人。建議將傳統建筑營造技藝傳承人和工匠的培育、認定納入個人職業資格管理。”周嵐說。

　　既要保護好也要利用好

　　對于歷史文化名城名鎮,既要保護好,也要利用好。如何合理利用,成為委員們在座談會上熱議的內容。

　　一些委員認為,要想做到合理利用,首先要判斷是否適宜活化利用:對于已經失去功能的古跡,不適宜活化利用；仍然發揮著日常生活功能的古跡,原則上可以活化利用。

　　“有些古建、院落被端著、鎖著；有些傳承,過度演藝化、展示化,歷史文化被抱著、養著；還有些過度開發……許多名鎮為古人、別人、游人活著。”全國政協委員張復明無奈地說。

　　張復明認為,對于可以利用的,要以“功能復興”為主導,“例如,烏鎮戲劇節、全球互聯網大會使得烏鎮融入了當代經濟體系之中,城鎮活力得到進一步提升。”

　　張復明建議,國家有關部門通過戰略規劃、政策引導、選址布局、投資補助、購買服務、授權舉辦活動等方式,大力支持名鎮開展會議、會展、論壇、文化展演活動,設立教育培訓、文化交流機構和非遺傳習基地等,壯大名鎮新職能和新業態。

　　“我覺得烏鎮的狀態就很有意思,它是再造的古鎮,但又不是歷史遺存物的簡單修復,感覺非常好。”劉恒對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的保護持樂觀態度。

　　烏鎮這種“依靠活化支撐保護”的做法,并非個例。

　　全國政協委員張頤武舉例,位于北京西城區的萬松老人塔建于元代,是北京城區現存唯一一座密檐式磚塔,西城區文委選擇正陽書局為委托運營方,打造公益性質的“北京磚讀空間”。在不破壞本來建筑格局和內部狀況的前提下,進行活化利用,取得很好效果。

　　全國政協委員吳洪亮認為,如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中國烏鎮戲劇節等范例,都因一個項目帶動了整個城市、城鎮,從而成為全球關注的品牌,其背后的成功之處在于引導可持續的、新的增長點,實現了“創造性轉化與創造性提高”。

　　“其內核是因地制宜生發出獨一無二的創意、管理運營模式與國際化的高視點。這樣才能找到歷史與當下與未來的結合點,讓‘詩意的棲居’不是夢想,使‘遠方的驚喜’不會落空。”吳洪亮說。

　　在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的利用中,還有一種問題需要警惕。

　　全國政協委員賀云翱在調研中發現,“原居民完全遷出型”模式在全國仍屬突出問題,失去原居民的名城名鎮成為物質性的“軀殼”,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和寶貴的“鄉愁”價值也難以保護和傳承。

　　“切忌重物質遺產、輕非物質遺產；重經濟價值、輕精神價值；重投資者現實利益、輕民眾公共及長遠利益。”賀云翱說。

　　讓賀云翱感到欣慰的是,好的改變同樣存在。賀云翱在調研中也看到,蘇州平江歷史街區、木瀆古鎮、陸巷古村等采取“原居民完全保留型”和“原居民部分遷出型”模式,當地居民參與度高,獲得感強,游客眾多,實現了保護利用雙贏。

　　全國政協委員安庭也帶來了一個成功案例。“在距離咱們會場不到一站地的北京白塔寺社區,正在開展‘白塔寺再生計劃’,社區定期把已經搬走的老鄰居、老居民都請回來,開會溝通,尋找他們小時候的胡同印象和生活細節,幫助恢復社區的生活原貌,重建社區的人文記憶。”安庭用這個實例回應了賀云翱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中辦、國辦聯合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到重點任務時,特別提到“深入闡發文化精髓”。

　　委員們認為,對于名城名鎮最大的利用,是對遺產的深度解讀,講可以引起人們共鳴的故事,使容易被忘卻的歷史成為永久的記憶。“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都因故事的力量“再生”,歷史遺跡和歷史城鎮的利用同樣如此,沒有故事,就只是磚、瓦、道路,有了故事,才會成為文化。

　　建議重新定義歷史名城標準

　　具備什么樣的標準才能被評為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如果不符合標準,是否需要退出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的行列?

　　對于這些問題,委員們有著不同的看法。

　　“2011年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全國調查,發現當時有13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街區消失,18個城市只保留一個歷史文化街區。相關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按照有關規定,要有兩個歷史文化街區才有資格進入歷史文化名城,為什么不退出?”

　　“但如果是規定本身太教條,也可以修改。”

　　座談會上,對于全國政協委員俞金堯強調的名城名鎮退出機制,一些委員表達了不同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馬東平認為,在我國西部地區,受到自然、社會、歷史等多種原因的影響,歷史文化街區現狀堪憂,但是像敦煌這樣具有重大意義的名城,如果因為街區而被取消歷史文化名城資格,對于尋求國家歷史記憶和彰顯民族文化,都將是莫大的缺憾。

　　“對于各民族交流交融發生地以及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示范地,可考慮作為申報標準的增項。”馬東平建議。

　　馮驥才認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清單”制定已經過去了30多年,對其定義和內涵需要重新認定,應當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人故居等反映歷史文化內涵的部分添加進去。

　　一些委員建議,國家應當對一些位于貧困地區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給予政策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張妹芝提到,河北一些名鎮名村多在貧瘠的太行山區,政府投入成為瓶頸,建議中央財政應建立專項補助資金,分門別類,逐層分擔這些城鎮的保護責任,對在名城名鎮保護作出貢獻的居住者也要予以扶持。

　　全國政協委員李修松注意到,在全國134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有6縣(市)屬于國家級貧困縣。他建議國家對這6縣(市)予以支持,促使其抓住機遇,發展文化旅游等相關產業,擺脫“雙困”,實現“雙贏”,走出一條銳意創新、具有自身特色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利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