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中國美術史上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人物。他翻開了文人畫的新篇章，其后，清四高僧、四王吳惲、金陵畫派、新安畫派乃至晚清近三百年的畫壇，大都在其理論影響之下而成就。學界甚至有觀點認為：“董其昌是中國書畫的標尺”“看不懂董其昌，就不算真正看懂中國畫”。

　　然而，與他在畫史上崇高地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逾半個世紀以來，以他為主角的專題展在內地幾近空白，直到近期上海博物館推出《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原因何在？眼下正在滬上舉行的董其昌書畫藝術國際研討會給出的答案是：難以把握。這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董其昌學術研討會透露，雖然學界從未忽視對董其昌的研究，但其書畫真偽問題，至今缺乏實質性推進。目前，市面上署名“董其昌”的畫作大約有幾千幅，但真跡僅數百幅，不到十分之一。由于“標尺”不一，對于同樣作品，業界會出現三種以上截然不同、十分懸殊的鑒定結果。

　　董其昌在世時，贗品已層出不窮

　　在董其昌的相關研究中，有一個詞如影隨形——“濫董”，即指仿冒董其昌的贗品實在太多，到了泛濫的地步。據史料記載，董其昌在世時，其書畫作品已是人人爭而寶之，贗品亦層出不窮。比如，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董其昌在贈友人楊玄蔭的《嘉樹垂陰圖》軸上的自題中透露，其54歲時已有贗品行世。董其昌書畫偽作，是繼文徵明后最多的一位；而且作偽水準之高超，連董氏摯友何三畏都常常走眼。據啟功研究，從明代以來，董其昌書畫的造假者至少有趙左、沈士充、吳易、吳振、常瑩、楊繼盛等十余人。

　　“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董其昌畫冊，如今看來，1/3約為偽作。不少研究董其昌的學術專著，書籍封面用的便是偽作。”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說，數十年來，學界對董氏書畫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深入研究，析離出了一大批贗品。然而，由于情形復雜，造假手段高明，此課題遠未完成。

　　“改頭換面”系古代重要作偽手段之一，在董其昌偽作中也常出現。以上海博物館藏《各體古詩十九首》為例，此作系明代宋玨臨摹董其昌同名作，由周亮工題跋并著錄于《賴古堂書畫跋》。該卷于流傳中，經改頭換面，刪去卷后宋玨題識及周亮工題跋，并據周氏所跋內容進行蓄意加工，以冒充董氏作品牟其利。不過，此本雖非董氏真跡，但作為傳世作品甚少的明清碑學書法先驅——宋玨之長卷，亦屬難得。據考證，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行書論畫》冊，應是清代書家王文治臨董之作改換而成。

　　“雙包案”，令書畫真偽撲朔迷離

　　傳世董其昌書畫中不乏雙包現象。比如，上海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分藏的兩本《煙江疊嶂圖》卷便是典型的“雙包案”。兩者孰為真，孰為假？學界爭論不休，鑒定結果大相徑庭。臺北本久為人知，曾多次在畫刊中發表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真實性從未受到質疑。

　　直到1992年，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舉辦了董其昌大展，上博本出現在世人面前，使臺北本的權威性受到了挑戰。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古書畫鑒定家鐘銀蘭曾在上世紀90年代發表過相關論文，從筆性、書畫功力、流傳過程等諸方面入手，對臺北本提出質疑。

　　在眼下正在進行的研討會上，美國學者李慧聞給出了另一種觀點——兩幅《煙江疊嶂圖》卷都是偽作。而據凌利中最新考證，臺北本不僅是偽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臨摹的。其理由有三：其一，據清人王鴻緒《橫云山人集》記載，1689年春，高士奇獲摯友王鴻緒所寄其藏《煙江疊嶂圖》卷（上博本），興奮之余當即和東坡韻作答并題于卷末；次年，高氏乘興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將高氏書法風格與臺北本逐字比對后，發現該卷所謂董其昌的詩題書風與高氏手跡十分吻合，諸如結體、行氣、章法皆同，尤其是筆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內的高氏鈐印皆真。其三，高氏本人有自匿真跡、進貢偽本之故實。

　　事實上，類似的“雙包案”不少。上海博物館藏《疏樹遙岑圖》軸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林和靖詩意圖》軸系雙包；安徽博物院藏有董其昌早年作品《紀游山水圖》冊，臺北同樣藏有一冊……

　　辨偽識真，是董其昌研究的基本前提；反之，不僅妨礙理解董氏藝術精髓，更影響由其貫穿的文人畫史乃至海派藝術史的研究。專家呼吁，應盡快建立董其昌書畫真偽的判別標準，希望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專題展和此次學術研討會，能成為董其昌研究的一個新起點。倘有可能，甚至可以將其列為中國畫史中的一門“董學”，猶如文學史之“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