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鼠之形象

　　其貌不揚的鼠究竟如何成為十二生肖之首，至今仍是童話故事中經久不衰的題材之一。盡管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并無益處，也缺乏神氣的外表和強大的力量，鼠依然牢牢穩坐十二元辰之首的位置。而農歷鼠年的到來，也正標志著又一個十二年輪回的開始。

　　作為人類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動物之一，鼠在各類文物中出現的頻率卻遠不如十二生肖中位居其后的其他弟兄們：它既不像龍那樣代表著皇家天威，也不如牛馬等六畜與人關系親密，相反還常常偷吃糧食，暗嚙棟梁，出場機會自然寥寥。但如果對包含鼠之形象的文物稍作探究，我們就會發現這小小的生靈并不完全是以負面形象出現的：它有時與其他生肖共同組成鎮墓的生肖俑，共同守護墓主人身后的平安，有時則與葡萄、瓜果、油燈等圖案組成子嗣繁榮、人丁興旺的美好象征。認識文物中的老鼠形象，亦是一次了解民間信仰和傳統藝術的過程；鼠年話鼠，讓我們共同走近鼠在古人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中的百變形象。

　　【獨占鰲頭：十二支神排位之首】

　　考察帶有鼠之形象的文物，最常見的就是與其他11個生肖共同出現的組合了。至晚在先秦時代，十二生肖與地支的配屬就已逐漸形成，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中均有關于十二生肖的記載，但對應的動物尚未完全定型。文獻中最早系統記載十二生肖的記錄則可追溯到東漢王充的《論衡》，其中已基本明確了今天我們所說的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的對應關系。

　　自南北朝起，人們開始用生肖屬相來指代人的出生年。久而久之，生肖開始在道教的影響下神格化為具有守護作用的支神，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就提到 “……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由于十二生肖被認為可以分值一年四季十二月和一天早晚十二辰，時時刻刻輪流守護眾生，人們普遍開始將它們的形象做成陶、石乃至金屬質的俑，以發揮壓勝辟邪的功能，希冀于它們的力量能夠在墓中護佑逝者在另一世界的祥和平安。十二生肖俑在墓葬中一般有嚴格的排列順序，按子南午北順時針方向布置，以鼠為始，分布于墓室四角。有時，生肖的形象也會和“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共同出現，環繞于墓室周壁，抽象地表現出某種循環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之感（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婁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墓）。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生肖俑實例出土于山東臨淄北魏崔氏墓群10號墓，共出土灰陶生肖俑五件，分別為虎、蛇、馬、猴、狗，另有一生肖形象已佚失的龕臺。自隋以降，十二生肖俑開始多見，且形象逐漸演變為身著寬袍，呈現坐姿的獸首人身像，以兩湖四川一代尤為多見。湖南湘陰隋墓、湖南長沙咸嘉湖唐墓、湖南岳陽桃花山唐墓、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武漢東湖岳家嘴隋墓、四川萬縣唐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成組的、完整的十二生肖坐姿俑。高宗、武則天時期，兩京地區開始出現站姿的獸首人身生肖俑，此后逐漸流行并傳播至全國，成為唐代最為常見的生肖俑樣式。陜西西安唐開元二十八年楊思勖墓、唐天寶三年史思禮墓、唐天寶四年韓森寨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著交領寬袖大袍，立于圓臺之上的站姿生肖俑形象。

　　宋代之后，十二生肖俑作為隨葬品或寺觀中的雕塑仍然常見，但其形象出現了一些新的變體，動物的特征部分開始大幅縮小，以次要的地位出現在人像的頭冠或其他不同位置作為點綴，原先動物擬人的感覺已大為減弱，或者不如說支神的形象已進一步人格化。山西晉城府城村玉皇廟存有一組精彩的元朝二十八星宿雕塑，其比例與真人相仿，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其中虛日鼠一宿（北方玄武七宿之第四宿）被塑造成一位年輕女性的形象，她長發后梳，眉眼明秀端莊，唯有右手上捧持著的一個小老鼠，提醒著人們其與“鼠”的關系。

　　另一類常見的十二生肖文物便是伴隨人們日常生活起居的銅鏡。在隋唐乃至之后的銅鏡上，十二生肖的身影也絕不鮮見。十二生肖紋銅鏡背后的外圈圖案通常呈十二格排列，每格中各存一個生肖紋樣。它們也常常和內圈的四神紋樣共同出現，構成某種對時間和空間的圖像化的反映。

　　明清時，有一類表現十二生肖的小型圓雕玉器非常流行，十二生肖往往身著交領寬袍，各手持具有不同象征意義的物件，其中鼠的角色常被表現為手持書卷的樣子，似乎存在某種造型上的慣例，許與道教的影響有關。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多套此類“玉十二肖”，多以上等的羊脂白玉或青玉制成，放置于十二邊形的紫檀木盒內。十二生肖圍成一圈，守護著中央象征大清王朝的另一方形玉盒，造型玲瓏生巧，精致有趣。其中鼠的形象略帶聳肩，雙耳翹起，顯得頗為機警，與其他生肖形象不類，顯示出工匠高超的藝術表現力。

　　要說最為人們所知的十二生肖文物，也許要數圓明園中的十二獸首了。它們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外噴泉邊十二獸首人身生肖銅像的頭部，銅像由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設計，每隔兩小時會分別噴水進行報時，可謂巧奪天工，蔚為奇觀。英法聯軍侵略圓明園時將十二獸首掠走，此后它們便流落四方。2013年，鼠首和兔首由法國皮諾家族無償捐贈中國，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鼠首小眼圓睜，雙耳上翹，須毛歷歷可辨，造型極為生動寫實。除了精湛的鑄造技術與生動的形象表現外，這組生肖獸首業已成為某種民族情感的寄托與歷史的象征。

　　【瑞鼠吐寶：佛教中的財富之源】

　　作為一種人們身邊常見的生物，老鼠晝伏夜出的習性、強大的繁衍能力和機敏迅捷的動作讓人既煩惱又敬畏。因為鼠的種種特性，古人開始相信“玉衡星散而為鼠”“百歲鼠化為神”，認為這小小的動物身上，或許具備著某種神性。在佛本生故事中，菩薩曾投胎為老鼠，率領幾百只老鼠住在森林中。而在一些少數民族神話中，老鼠還被認為是打破天地混沌的英雄。例如彝族神話就認為，人類起源于葫蘆，而正是鼠在密封的葫蘆上咬開一個洞，才讓人類得以出世。當然也有一些反面例子，比如《西游記》中大家都很熟悉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因曾在靈山偷食了如來佛祖的香花寶燭而成精，倒也符合老鼠偷油的本性。

　　鼠年將至，故宮太和門廣場上出現了兩只可愛的“吐寶鼠”，它們口銜圓圓的摩尼寶珠，似乎正向觀眾獻寶，憨態可掬的樣子吸引了不少目光。在藏傳佛教中，這種吐寶鼠正被視為吉祥和財富的象征。其實吐寶鼠算不上是真正的老鼠，而是一種鼠鼬。它往往居于布祿金剛或毗沙門天王等掌管財富的神明的左手，能夠在神明授意之下源源不斷地傾吐財寶，象征著慷慨、施欲、財寶和成就。在印度，鼠鼬很早就被作為財富的象征，如象頭財神迦尼什就常腳踩鼠鼬；《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無畏傳》中也記載：畏復至烏萇國，有白鼠馴繞，日獻金錢。這都說明鼠（或類鼠的鼠鼬）和財富在古印度就已經建立起了某種聯系。這種信仰可能也受到了中亞習俗的影響，人們往往用鼠鼬皮制作線包或珠寶袋，從鼠鼬口中倒出硬幣、寶石或子安貝殼。印度和中亞的鼠鼬常被錯認為獴，而獴是蛇的天敵，正如吐寶鼠是那些固守財富的龍（蛇）的敵人一樣；其中也許存在著某種聯想的關系，才讓這種動物被選為了吐寶的吉祥物，財富的代言人。茂陵博物館藏有一件西漢中期的銅銜物鼠，前不久正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特展”中展出，那其實便應是一只正在吐寶的吐寶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彩繪泥塑財寶天王像，財寶天王身穿鎧甲坐于獅子背上，顯得威風凜凜。他左手握一尾巴高翹的吐寶鼠，蓮臺上堆積有吐寶鼠吐出的寶珠。財寶天王即多聞天王，“多聞”的梵文音譯“毗沙門”，故也稱毗沙門天王。唐代《北方毗沙門天王隨君護法儀軌》中記述：天寶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軍圍困，毗沙門天王于城北門樓上出現，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斷敵軍弓弦，蕃軍大潰。玄宗大悅，令諸道州府于城樓西北隅置天王像供養。從此唐朝軍隊皆以多聞天王形象繪制旗幟，號曰“天王旗”（李商隱《韓碑》詩：“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

　　當毗沙門以法王身份出現時，經常會帶領成群的部屬將領，例如成組的五姓財神。上海博物館正在展出的鼠年迎春特展中，正有一尊銅鎏金持鼠黃財神像。黃財神也稱黃布祿金剛，被奉為綠、白、紅、黃、黑五姓財神之首。他同樣左手持一吐寶鼠，與財寶天王主要的區別在于黃財神袒胸露腹不著戰袍，并且沒有獅子坐騎。這尊黃財神像頭戴寶冠，披帛飄動，雍容華貴。從尊像風格來看，這尊黃財神很有可能出自北京。清宮當中收藏有大量宗教文物，其中藏傳佛教文物占百分之90以上；在不少色彩鮮艷的唐卡中，你都可以發現對布祿金剛的描繪，當然也少不了他手中那只靈巧的神獸吐寶鼠。

　　【添子添福：書畫中的吉祥之征】

　　明代以前，中國書畫中幾乎找不到鼠的形象，因其既乏文人風雅之趣，更難入宮廷畫家之眼。直到明宣宗時期，民間象征“多子”的、與鼠有關的圖案組合才開始出現在了書畫作品中，宣宗皇帝本人就創作過多幅以鼠為主要題材的畫作。

　　明宣宗名朱瞻基，為明仁宗長子，明成祖朱棣之孫。他和仁宗在位期間，明朝社會相對穩定，民生繁榮，百業興旺，史有“仁宣之治”的說法。宣宗皇帝雅擅書畫，據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載，他“游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指宋徽宗）爭勝。”明韓昂《圖繪寶鑒續篇》稱其“萬幾之暇，留神詞翰，于圖畫之作，隨意所至，尤極精妙。”足見其繪畫水平不凡。他有多幅表現動物題材的畫作流傳下來，應是一位擅長描摹動物的花鳥畫高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傳為明宣宗所繪《三鼠圖》一卷，該卷共由三幅畫作組成，分別為《苦瓜鼠圖》《菖蒲鼠荔圖》和《食荔圖》，三幅分繪三鼠，各具生動之姿，顯得尤為靈動可愛。三幅的風格和樣式各有不同：《苦瓜鼠圖》為紙本墨筆，繪一鼠攀附石上，正警覺地翹頭側望，看向上方藤上結出的三只苦瓜。此畫風格逸筆草草，頗具寫意花鳥之趣。石下蘭草與左側修竹瀟灑爽利，苦瓜與藤蔓濕筆點染，隨風披拂，小鼠以淡墨皴擦表現其皮毛，絨絨質地似乎觸手可感。瓜與鼠的結合在民間極為常見，因瓜喻“多子”（多籽），鼠在地支中亦稱“子”，故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畫上有作者自識：“宣德丁未，御筆戲寫”，推知此畫作于宣德二年（1427年）。時年宣宗喜得一子（即后來的明英宗朱祁鎮），此畫或表對此事的祈祝或慶賀。另兩幅《食荔鼠》團扇與《鼠石荔圖》冊頁均為絹本設色，據故宮博物院余輝先生考證，應均非宣宗親筆。《食荔鼠》以細膩工筆，獨具匠心地將白鼠紅荔繪于瓷青紙上，近乎漆黑的底色似是老鼠于夜幕中潛伏偷食，色彩對比鮮明，頗見創意。梁沈約《宋本·符瑞志》、梁蕭子顯《南齊書·祥瑞志》、宋蘇軾《東坡志林》等書中均有將白鼠視為祥瑞、甚至龍之化身的記載。晉葛洪《抱樸子·對俗》云：“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則白鼠還可被視為某種長壽之征。“荔”與“利”諧音，顯然具有祈求財源廣進的吉利色彩。民間也常將鼠與白菜組合表現，“白菜”諧音“百財”，與鼠荔的組合一樣帶有添丁聚財、人財兩旺之意。

　　有意思的是，明宣宗不但愛畫鼠，也愛畫貓。他賜予重臣楊士奇的畫作《壺中富貴圖軸》上，楊士奇的長跋透露出貓鼠之畫中蘊含的喻義：“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無相鼠之刺，野無碩鼠之呼，則斯貓也。”相鼠、碩鼠皆典出《詩經》，楊士奇領會到了明宣宗似乎在通過貓鼠之道隱晦地傳達他的告誡：在君與臣、臣與民的相互關系中，管理者有德無私則正似貍貓震懾宵小，失德則不僅會放任群鼠橫行，而自身何嘗不將化為碩鼠。鼠的形象在畫中雖未直接出現，但它與貓構成的關系顯然在此承擔著更為深遠的含義。

　　明代花鳥畫家孫隆曾于宣德朝任翰林待詔，《明畫錄》記載，孫隆“畫花鳥草蟲，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趙昌沒骨法，饒有生趣。”他的沒骨畫法很有可能對宣宗產生過影響。吉林省博物館所藏孫隆《花鳥草蟲圖卷》卷中有一段繪窺瓜之鼠，技法與宣宗《瓜鼠圖》頗為類似，野逸脫俗，深得生動之趣。

　　清代以降，以鼠為題材的小品更趨多見，屬鼠的齊白石就極愛畫鼠。在他的筆下，鼠與油燈常常組合在一起，“燈”諧音“丁”，“鼠”諧音“儲”，依舊不離人丁興旺、富貴生財的吉祥主題。所謂“倉鼠有余糧”，唯有倉稟充實，小小老鼠才能夠跟著飽腹，故而不少畫家也常繪瓜果遍地、群鼠欣然于此間覓食的場景，儼然一派盛世豐年、子庶豐登的圖景。豐年之鼠也成為了書畫中經常出現的固定題材，以此烘托年景之豐裕，收成之喜人。（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