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萊女士在訪華期間參訪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對遺址猿人洞保護建筑成功應對今年特大暴雨災害所取得的顯著成效深表贊嘆，這個保護建筑隔絕了風雪冰雹等自然災害對遺址本體的直接破壞，在有效保護的同時，又確保建筑設計與周邊環境相協調，為全球遺產保護地保護珍貴的遺產提供了借鑒，也為遺產地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災害影響給我們新的提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秦昌威在第二屆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學術論壇上如是說。

　　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與氣候變化和在地生活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也為全球探索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思路。

　　2023年11月17-18日，第二屆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學術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辦，論壇由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共同舉辦，以“人與自然的當代關系：共存、互鑒與可持續”為主題。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劉玉珠、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宋新潮、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姜國華出席論壇開幕式并致辭。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副秘書長王瑩、國內外從事遺產研究與實踐的知名專家學者以及來自全國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地的管理者代表共五十余人出席論壇。

　　遺產保護與氣候生態

　　“氣候變化確實是我們沒想到的。”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杜曉帆去新疆本來是做鄉村遺產調查的，卻偶然關注到了氣候變化對新疆蘇巴什佛寺遺址的嚴重影響。

　　蘇巴什佛寺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6月成為絲綢之路的遺產點進入世界遺產名錄，“去年我正好在蘇巴什做調研，十天有五天下雨，第一天我遇到的時候覺得是突發情況，后來問管理員才知道這幾年經常會下雨，下暴雨，氣候是影響人類最嚴峻的問題。”杜曉帆繼續說，“像蘇巴什這樣的遺址，剛降雨的時候我們不能進遺址，進去就把遺址踩壞了，停雨一小時之后，在同樣的位置幾乎看不到雨水，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通過調查發現，降雨在遺址區形成嚴重的地表沖刷，雨水帶走的都是遺址里面的根基，大部分沖溝為自然狀態，無人為干預，地表沖刷導致遺址本體多處破壞，在最大佛殿遺址下面大量雨水就把根基全部帶走了，引起的變化真的是毀滅性的，沒有辦法恢復。”杜曉帆無不擔憂。

　　雅丹魔鬼城 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成琪/攝

　　“世界遺產不僅是一個記憶或者展示，要參與全球治理，要為可持續發展做貢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副主任王心源說。

　　在王心源看來，文化遺產能夠記錄氣候變化。一定的生態環境形成一定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生產方式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決定文明性質，“今天世界文化遺產就是過去人類文明某一段或者是某個歷史文化的記錄與實證，正是因為全球生態多樣性、生態環境多樣化決定文明多樣性，因此也形成了文化遺產的多樣性。”

　　王心源認為，保護不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目的，要助力生態文明發展，助力可持續發展。他建議，首先要從識別、監測、保護、評估、管理、推廣全鏈條支持遺產能夠得到永續的發展，其次是開展文化遺產本體保護與賦存環境關系研究，第三是自然與文化遺產一體化保護助力生態文明新發展研究，從生態、環境、文化一體化打造區域發展空間。

　　遺產保護與當地民生

　　“完全依靠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這點面積是保護不了地球的，遺產一方面讓這些地方存續下去；另一方面它的保護工作能夠起到示范的作用，讓更大范圍的保護工作受到啟發和引領。”呂植說。

　　呂植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從90年代開始嘗試做自然保護與社區發展相協調的例子。論壇上，她用熊貓和雪豹兩個物種生動地闡述了遺產保護和管理如何有效發揮作用。

　　熊貓是中國的珍稀動物。經過這幾年國家各項政策，目前已經有67個大熊貓保護區，大部分熊貓種群和棲息地都在保護區。2015年中國開始建立國家公園，大熊貓國家公園成為第一批建立的國家公園之一，現在大熊貓國家公園覆蓋70%以上的種群以及棲息地。呂植團隊選了兩個保護區中間的一個社區，屬于中間廊道，以前這里打獵和采伐比較厲害，放牧也比較厲害，對當地水源地有一些污染，他們找到了養蜂這個替代產業。“我們測量以后發現，熊貓棲息地天然的野花，自然狀態下釀的蜜沒有任何污染，價值可與馬努卡或者黑森林蜂蜜媲美，蜂蜜從當地老百姓手里買很便宜，有很大的潛力提高價值，讓老百姓直接從好的森林里受益，受益的產出讓老百姓感覺到森林對生計的好處，把保護和發展形成一個圈。”呂植說，“當然這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在做的過程中，老百姓得到了啟發，明白他們與自然的關系，從這瓶蜜里看到潛力，他們有了其他的想法，河里的魚，山上的核桃等其他產品如果在好的環境里生產出來，就有可能賣一個更好的價格，尤其是國家公園建立以后，貼上國家公園特許經營標簽，在社會上的認可度就會更高。

　　隨著產品潛力的展望，當地在外務工的年輕人回來了，“這個是我們在計劃蜂蜜產業的時候沒有想到的。”呂植說。年輕人回來以后成立NGO（非政府組織），把森林保護起來，動物就越來越多，然后做觀察動物的旅游，這個地方就變成了自然教育的基地，“政府看到他們保護做得好，就讓他們把國有林也保護起來。”村子林子后面是國有林，國有林面積更大，保護國有林國家給補貼，生態公益林補貼成為村子主要的收入，“和諧生產、生活和未來保護生態，‘三生’在這個小小的村子里達到了和諧。”

　　成都大熊貓繁殖基地 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成琪/攝

　　與熊貓不同，中國雪豹棲息地占了全球雪豹60%。雪豹分布的面積非常大，雪豹在中國的分布面積達到200多萬平方公里，要像熊貓那樣國家建保護區不太可能。從2005年開始他們在三江源周圍的村里做以社區為主體的雪豹保護監測。 “因為這里的文化是眾生平等，敬畏自然，使得他們成為保護野生動物的天然合作者。”呂植說，“開始沒有大規模政府資金投入監測，老百姓免費做，我問村長，你們做監測大概能堅持多少年，他說大概兩年，現在十年了。為什么他們會做監測，除了信仰，其次就是在他們的文化里，保護是行善的行為，另外他們擔心在他們的神山上開礦，如果神山上有雪豹，就能抵御開礦。這是很實際的。”

　　呂植認為，老百姓愿意做保護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單靠這一點是不夠的，從2015年開始他們聯合各種NGO、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保護網絡，分享信息，了解雪豹的保護、現狀和空缺。2018年他們聯合推出了《中國雪豹調查與保護現狀報告》。

　　“雪豹有一個麻煩，會捕獵家畜，與老百姓形成矛盾，雖然老百姓贊成保護，但是自己家里有損失，一損失就是幾萬塊。另外保護要講公平性，我們從城里來的人很喜歡看到雪豹在青藏高原上馳騁，如果代價是當地貧困的老百姓來承擔，這就不公平。”在監測中，呂植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前期社區工作的證明作為實證，以往建立保護區都是把人移走，2015年成立三江源國家公園的時候，每一戶住在三江源國家公園的牧民，不但沒有移走，并且老百姓被聘為生態管護員，每個月可以得到1800元，這樣老百姓真正成為三江源實際的保護者，直接從保護中受益，“邏輯是通的，但還是不夠，做了這些監測之后，老百姓逐漸對他們生活的區域范圍里野生動物的分布信息越來越熟悉，這個知識、信息可以轉化為收益，在國家公園的支持下開展特許經營，牧民合作社作為主體，從事自然體驗的特許經營，這些牧民作為接待戶和導游帶領外來自然體驗者進行觀察，有一半團隊直接看到雪豹，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自然體驗特許經營的收入45%屬于接待戶，45%交給集體，10%給保護基金，大家理解保護工作是全村人做的，但凡有一個人打獵雪豹都會影響自然體驗。”呂植感慨地說。

　　保護非常有成效，這兩個物種在2016年前后從IUCN瀕危物種名單上降到易危。

　　遺產保護的中國智慧

　　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全球首個以茶為主題的世界遺產。此次申遺成功，填補了世界遺產中的茶文化主題項目的空白，標志著中國在世界種茶制茶及飲茶領域的發源地地位和茶文化傳播的主導地位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

　　每每談到這個，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教授陳耀華就特別激動，這是他堅持田野調查13年的成果。在他看來，這個遺產是人類重要的文化傳統的見證，是什么文化傳統？就是世界上大規模莊園茶種植模式出現之前，傳統的林下茶種植模式的典型例證。這種模式有什么好處？因為保留了大部分的森林自然生態系統，利用生物多樣性很好地解決了茶樹病蟲害和養分的提供問題。“這里面充滿了生態智慧。”

　　“保留下來的古茶林有四個非常顯著的特征：悠久的、智慧的、生態的、活力的。其中充滿活力一方面是生態系統很健康，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經濟效益好，景邁山的年輕人沒有外流，人口沒有空心化，大量的年輕人反而回來，包括大學畢業以后都回到景邁山參與茶山建設。所以很多遺產地出現空心化、老齡化，在景邁山沒有出現，這是非常好的。”陳耀華說。

　　“在嚴格保護的基礎上，保護發展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講好中國茶故事，這是景邁山肩負的歷史使命；二是創立景邁山發展模式，盡管景邁山只有200平方公里，說小也不小，有6000多人，它是農業遺產又是活態遺產，還是文化景觀，保護和利用非常復雜。有很多關系要處理，把景邁山模式創造好了，能夠給世界遺產的保護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第二屆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學術論壇 中國經濟網記者成琪/攝

　　中國是全球世界遺產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數量眾多，類型多樣，特色鮮明，其中自然遺產和雙遺產數量均居全球第一。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宋峰指出，當前中國的自然遺產分布更集中在南方地區，北方地區主要以文化遺產為主，這與中華文明演化過程、自然氣候條件等存在著關聯，其中絕大多數自然遺產地位于較為貧困落后的地區，這也給保護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應當在保護管理工作中包容尊重、公平對待各利益相關方，致力于提高世界遺產內部和周邊地區的生活質量和福祉，并為具有減輕貧困和提高當地社區可持續生計的潛力做出貢獻。”

　　談及未來的發展，宋峰表示，從中國近年來與國際機構的交流來看，中國自然保護地優化整合是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的核心，如何科學評判整合優化對自然遺產保護管理，持續推進遺產地和保護地的協同管理建設，是我們需要持續加以考慮的。其次，要以保護為基礎聚焦青少年，通過遺產教育增加社會包容性、凝聚力，以跨界創新推動多學科融合，探索內外結合的多方合作新模式，因地制宜新的遺產教育理念和新的方法。此外還要堅持一地一策，制定綜合性方案和措施，呈現中國精彩，自然遺產的申報和管理從來不是單一學科管理的范疇，從法律、制度、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入手，基于不同地區的基本情況制定具體的模式和路徑。

　　“我們一直懷著對地球、對人類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留下的寶貴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執著熱愛，執著投入，正因如此，使得我們今天能夠看到地球上的遺產沒有被破壞。遺產保護需要在不斷地交流，不斷地傳播過程中，重構發展它的價值，可能只有這樣我們的遺產才能真正的可持續。”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副教授李迪華說。

　　論壇期間，亞洲文化遺產保護基金圍繞即將啟動的“共同愿景”——亞洲遺產可持續發展優秀案例推介項目和標識（logo）征集舉行專門會議。王瑩副秘書長主持會議并介紹項目情況，UNESCO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北京中心常務副主任張劍葳、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團隊首席科學家詹長法、復旦大學教授杜曉帆、東南大學教授董衛、中山大學教授張朝枝、UNESCO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副主任王心源以及來自巴基斯坦、比利時、贊比亞等國內外專家和學者對項目給予贊許同時提出寶貴意見，表示會積極參與、大力支持并面向國際廣泛傳播。該項目主要圍繞包括但不限于亞洲地區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或世界遺產預備名單的遺產，遴選保護管理和可持續發展有關優秀案例，講好交流互鑒的遺產故事，傳播人類多元文化的世界聲音。（中國經濟網記者/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