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考古界“石破天驚”發(fā)現的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省神木市，地處黃土高原與毛烏素沙漠的交界帶，是中國已知規(guī)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該遺址以宏大的城防設施和多元的祭祀遺存展示出典型的早期國家特征。然而，關于該遺址及相關文化人群的遺傳來源，與周邊黃河流域、草原人群之間的聯(lián)系及其采取的社會組織形式等科學問題長期處于爭議。
為解答這些謎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團隊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歷時13年，對來自石峁遺址、周邊遺址及晉南地區(qū)共169例古代人骨樣本展開大規(guī)模、高分辨率的核基因組研究。
就在11月27日，研究成果《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時代中國地區(qū)親緣關系習俗》在《自然》（Nature）雜志上線發(fā)表，揭開了石峁人群的神秘面紗。專家評價該研究“在東亞地區(qū)開創(chuàng)了運用古DNA方法揭示史前社會階級分化與人祭現象的研究先河”。
解讀石峁社會的親緣紐帶與權力結構
近年來，利用古DNA揭示大型聚落的親緣譜系和社會組織結構，已成為古遺傳學的前沿領域。然而，要精確解讀一個大型聚落的親緣關系網絡，不僅要求足量的代表性樣本與高覆蓋率的古基因組數據，更需在深度整合聚落結構、墓葬形制、隨葬品、居住址等多維度考古學信息的基礎上進行復雜的數據建模分析。
“全球范圍內相關研究仍相對有限，超過百例個體基因組的史前社會研究更是屈指可數，而對石峁古城這種具有超大規(guī)模、復雜多樣殉葬形式的等級社會的研究尚屬世界首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付巧妹說。
從時間上看，從該研究項目的啟動到成果發(fā)布，歷時13年。“從2012年開始，我們就決定與石峁考古發(fā)掘同步采集數據，針對性破解我國早期社會結構。”付巧妹說。
如何構建一個科學的數據集，使其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具有代表性，這是擺在研究團隊面前的首要問題。針對該問題，在時間縱軸上，研究團隊系統(tǒng)性地采集了從仰韶晚期到石峁主體時期、乃至更晚時期的樣本。在空間橫軸上，研究團隊的采樣范圍不僅覆蓋石峁核心區(qū)，還囊括了周邊的許多衛(wèi)星遺址，以至將晉南地區(qū)的陶寺遺址等重要都邑納入對比體系。
“研究團隊與考古發(fā)掘保持同步，第一時間獲取最新、最具代表性的樣本。這種堅持使我們最終能給出一個足夠綜合與復雜的科學解答。”付巧妹說，“除此之外，數據質量的提升與深度挖掘也非常重要。比如，針對古DNA保存質量差的特點，我們不斷提高數據捕獲效率，用自動化等方案降低污染，獲得高質量的數據。在數據分析和闡釋方面，通過大數據建模，融合考古學數據，將遺傳譜系和墓葬等級、殉葬形式等一系列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和交叉驗證，最終復現出一個鮮活的社會實體，解讀出石峁社會的親緣紐帶與權力結構。”
石峁主體人群源自陜北仰韶晚期人群
石峁古城以皇城臺為核心，構建起包括內城、外城的兩重城垣，并與周邊寨山等衛(wèi)星城或衛(wèi)星聚落，形成一個具共同文化面貌和清晰社會層級的龐大聚落體系——石峁文化，其分布范圍涵蓋了陜西北部、內蒙古中南部、晉西北及冀西北等區(qū)域。
石峁文化人群的遺傳結構和具體成分來源問題錯綜復雜。有研究認為其起源于本地仰韶文化人群，也有研究推斷其遺傳祖先源自中原。
此次，研究團隊基于覆蓋石峁古城及周邊及晉南多處聚落人群的144例核基因組（無親緣關系）分析揭示，無論是來自石峁古城皇城臺（宮城）、內城和外城的不同等級人群，還是來自周邊衛(wèi)星聚落的人群，其主體人群的遺傳成分高度一致，均和陜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相同。
就此，付巧妹用了個形象的描述：“也就是說，石峁文化主體人群并不是‘外來戶’，而是在本地人群基礎上發(fā)展壯大。”
石峁古城作為地處農牧交錯地帶的核心都邑，盡管其人群主體源自本地，其代表的石峁文化顯示出與周邊地區(qū)考古文化間的密切聯(lián)系，如石峁遺址出土的陶器與中原地區(qū)晉南陶寺文化類型高度相似，青銅遺存及冶金技術與歐亞草原多有聯(lián)系，發(fā)現的鱷魚骨板可能來自長江流域文化。
如此一來，石峁文化人群在形成過程中，是否和周邊地區(qū)的古人群發(fā)生互動與交流？古基因組學證據給出了相應的答案。
據付巧妹介紹，在中原方向，與石峁遺址相近時期的陶寺文化人群在遺傳上都與石峁文化人群共享有相近祖源，與陜北地區(qū)仰韶晚期人群有極強遺傳聯(lián)系，表明石峁文化人群和陶寺文化人群具同源性。
在北方草原方向，交流則呈現出不同模式。研究顯示，自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來，陜北本地與北方草原裕民成分相關人群存在長期的遷徙與互動，偶有發(fā)生周期性的遺傳交流事件，但并未影響主體人群的連續(xù)性。
而在南方沿海方向，多個石峁文化遺址的少數個體檢測出10%至30%的4000多年前的南方稻作人群相關遺傳成分，為史前稻作農業(yè)向北傳播提供了有力的遺傳學證據。
付巧妹表示，由此可見，石峁文化人群以本地仰韶人群為穩(wěn)定的遺傳主干，同時與中原、草原和南方的農牧業(yè)人群保持著不同程度、長期的互動交流，為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演進提供了實證。
為理解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發(fā)展提供社會組織范本
石峁古城中多元的人祭或人殉形式，包括公共儀式的“頭骨坑”人祭和貴族墓葬的殉人現象，都反映出其社會存在顯著的階層分化和森嚴的等級制度。在此背景下，人祭或人殉的選擇有什么特點？財富繼承制度、婚配制度如何運行？這些都是學界長期關注卻懸而未決的謎題。
研究發(fā)現，石峁古城不同區(qū)域的人祭或人殉人群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外城東門“頭骨坑”內以男性為主，而高規(guī)格貴族或精英階層的殉葬人群以女性為主。而在石峁文化目前所見最高等級——皇城臺墓地中發(fā)現了多對殉人間存在二級親緣關系，表明存在一些家族或社群可能是被統(tǒng)治階層選中來進行殉葬。
此外，通過對石峁皇城臺、韓家圪旦及其衛(wèi)星城寨山的墓主間進行進一步的親緣關系分析，研究構建起橫跨四代的家族譜系，這些譜系中的主要建立者均為地位較高的男性墓主，且男性墓主的配偶來自不同生物學家族。
由此，該研究系統(tǒng)揭示了石峁文化的人群來源和社會結構，具有多重開創(chuàng)性意義。付巧妹說：“研究以遺傳學證據證實石峁文化人群主體源于陜北仰韶晚期人群，確立了其文化和人群發(fā)展的連續(xù)性；揭示石峁文化人群與晉南陶寺文化人群、北方裕民成分相關人群、南方稻作農業(yè)人群之間存在密切關聯(lián)，展現出史前農牧業(yè)人群廣泛的互動交流歷史場景；通過重建石峁古城內部橫跨四代的家族譜系，清晰透視其以父系親緣為核心構建社會等級的運行模式，為理解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發(fā)展過程提供了社會組織范本，為探究東亞早期國家起源的權力繼承模式、統(tǒng)治家族與社會階層構成提供了首個直接的遺傳學證據。”
石峁考古有哪些新進展
在11月27日國家文物局就石峁遺址最新考古科學研究成果召開的專題新聞發(fā)布會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邵晶介紹，近年來，石峁遺址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厘清宮城區(qū)布局和發(fā)掘皇城臺墓地。
目前的考古發(fā)現顯示，宮城區(qū)布局結構清晰、功能區(qū)劃明確。具體而言，石峁城內皇城臺區(qū)域建筑規(guī)模宏大、出土遺存高級，被內、外城重重拱衛(wèi)，是石峁城的核心區(qū)域，具備宮城性質。2022年已辨明宮門、東護墻、高等級建筑群大臺基等基本結構。2022年以來，在大臺基以西坡地上探明了一處大型石峁文化墓地，即皇城臺墓地，同時，在墓地與大臺基之間發(fā)現了一處特殊區(qū)域，可能與祭祀活動相關，暫稱“祭祀區(qū)”。
大臺基、祭祀區(qū)、皇城臺墓地在皇城臺高地上自東向西依次分布，三者之間有明確分界，以石墻相隔，同時，又用南北布設的兩條道路使三者相聯(lián)系，共存關系明確、功能性質相關。
邵晶表示，宮門、護墻、大臺基、祭祀區(qū)、皇城臺墓地等功能區(qū)共同構成了石峁宮城的基本輪廓，具有強烈的規(guī)劃感，石峁宮城呈現出“居、作、葬”合一的布局形態(tài)，奠定了河套地區(qū)早期宮城結構研究的基礎。
值得關注的是，皇城臺墓地為目前石峁文化最高等級墓地，同時也是彰顯河套地區(qū)早期文明發(fā)展階段的典型實證。
據邵晶介紹，到目前為止，考古人員已發(fā)掘墓葬110余座，出土玉、陶、骨、石等質地的大量隨葬器物。
墓葬依殉狗、殉人、棺、壁龕等配置的有無和多少為標準，可劃分為不同等級，等級越高配置越完備，隨葬器物越豐富，墓葬規(guī)模也就越大。“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陶明器和玉器尤被學界關注，陶器一般為盉（斝）、瓶、盆（壺）、杯組合，這些器類在石峁文化居址中都可見到。玉器主要有鉞和環(huán)，其中一件鷹紋玉鉞保存完好，一面減地刻出繁復的翔鷹和人（神）面形象，是目前所見石峁文化遺址出土玉器中最為精美者。”邵晶說。
他表示，上述發(fā)現是研究石峁和河套社會人群分化、組織結構和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材料，對于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具有重大實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