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天能集團展廳，仿佛走進了一幅民營企業改革不輟、探索可持續發展的超長畫卷。

　　1986年，天能集團從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煤山鎮新川村出發，走向蘇、皖、豫、黔等七省，業務覆蓋動力電池、儲能、循環利用多個版圖，在全球設立160多家子公司，成為中國新能源動力電池行業龍頭企業。

　　2004年6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來到天能考察，鼓勵天能加快騰籠換鳥，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是對民營企業的關懷，也是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發展結構的囑托期望。

　　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25年的重點任務之一，是加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綠色低碳發展這份考卷，天能已經作答多年。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說，“天能最大的成績在哪里？不單單是看收入、利潤、現金流、市占率，我們更在乎的是產業轉型能不能取得進展突破，體制機制變革有沒有邁出關鍵一步，商業模式有沒有探索創新，這關系到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從傳統鉛蓄電池起家，一次次革舊拓新、脫胎換骨，天能在新能源產業的試錯與探索，是一部技術創新史，也是中國民營企業不畏陣痛、敢破敢立的縮影。

　　　由“鉛”起勢

　　走進天能集團浙江動力能源公司車間，智能系統控制的機器不斷切割、摩擦，發出陣陣轟鳴。生產出的鉛板都是依靠自動化智能系統，經高溫悶蒸，像烤餅干一樣烤好后，自動拆分備用。

　　從綠色車間、綠色工程、綠色園區，到綠色標準、綠色產業鏈，天能的鉛蓄電池向綠而興。以天能為代表的中國鉛蓄電池行業，已經撕下“重污染、高能耗”的標簽。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長興縣人把握改革開放歷史機遇，掀起辦廠潮。天能的前身——長興縣第一蓄電池廠，就誕生在長興縣煤山公社生產大隊的荒灘上，工人依靠鏟刀、灰刀、研磨槽、鐵桶等簡單制具，制作鉛蓄電池極板。

　　粗放的生產方式，頑強的奮斗精神，勾勒出一家民營企業的早期面貌。這樣的起點，讓天能付出過沉重代價，也為其改革轉型埋下伏筆。

　　第一輪改革轉型，發生于1988年張天任上任廠長后。

　　彼時這家村辦小廠因產品單一、銷路不暢，已資不抵債。張天任瞄準電動自行車在解決“最后一公里”出行方面的巨大商機，與復旦大學合作研發“閥控式密封鉛蓄電池”，率先研制出單次里程突破100公里的新型環保電動車用蓄電池，成功搶占市場先機。

　　“早上8:00—12:00、午休12:00—1:00、下午1:00—5:00、晚上6:00—9:00”，這張1988年12月9日的作息時間，折射出這家村辦小廠當時轉型升級的不易。

　　動力電池事業部產品副總監周文渭在天能工作超過20年，見證了鉛蓄業務技術突破的全過程。

　　周文渭告訴調研組，電池內部是6個單格串聯聯接，過去每個單格之間用跨橋聯接，導致斷格故障率高，跨橋斷格占到電池退回量的7%左右。他帶領團隊研發直聯法鑄焊聯接，基本杜絕電池斷格問題，聯接鉛耗從150多克減少至80多克，焊接速度也從65秒/模提高到50秒/模。

　　這一技術的攻克耗時兩年，最終實現所有型號電池直聯法鑄焊的產業化革新。“別看單只鉛耗只省了70克，我們2023年電池產銷是4億多只，僅這一項改進，每年實現節能降耗3億多元。”目前，周文渭申請的國家發明專利就有9個。

　　第二輪改革轉型是在2004年，當時受到資源和環境的雙重考驗，天能發展與舊有的生產方式產生了嚴重沖突。

　　在“八八戰略”指引下，天能轉型升級、騰籠換鳥，一方面“跳出”浙江謀發展、走出去辦企業，在安徽建立基地、跟香港新世界合作等；另一方面重新部署生產方式，堅定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這意味著舊產能的關停淘汰以及高度的不確定性，不是“割肉”就是“巨資投入”。在公司經營會議上，有人提出，好端端的生產線為什么要淘汰？賺錢的產品為什么要停產？是因循守舊沿著老路繼續賺錢，還是大膽投入改造設備走綠色發展之路？企業內部有爭議，思路不統一。

　　“只求眼前利益，不顧生態環境，企業注定沒有出路。”這是張天任當時唯一的解釋。

　　真正廣泛的共識，形成于改革之后每一個人經手的每一單業務中。

　　在長興縣新川村的小院里，72歲的史伯榮談起那段經歷，別有一番滋味。退休前，他是天能集團副總裁，負責生產管理、質量管制及生產技術等工作。據他回憶，2005年天能去江蘇建廠，當地很多人都認為鉛蓄電池生產污染環境。他帶上新產品，頗有底氣地介紹天能的綠色轉型實踐，“鉛蓄電池生產早已從粗放型轉為精細化，已實現部分智能化，這些變化都是我們想不到的”。

　　2007年，天能在香港上市，成為“中國動力電池第一股”。但6年后，天能凈利潤暴跌超過80%。2014年，天能出現了創立28年來的第一次虧損——將近3億元。

　　“形勢嚴峻，可以說到了懸崖邊緣。”在張天任看來，一方面是上市發展幾年后，內部管理僵化、動力不足；另一方面是行業出現惡性競爭，天能受到巨大沖擊。

　　2014年12月，張天任帶領天能高管團隊在安徽鳳陽小崗村參觀大包干紀念館，天能第三輪改革轉型大幕拉起——搞“大包干”！

　　公司先從實施自主經營開始，通過劃小核算單元，探索績效保證金制度，激發全員的活力和創造力，讓每一位員工都成為改革的主體。

　　“績效保證金，就是增量激勵。我交了180萬元，保證分公司的年度利潤達到1.2億元。第二年集團實現盈利6億元，我的保證金也翻倍返還。”史伯榮回憶說，沒有交保證金的高管看著都“眼饞”。

　　生產環節的智能化，也成為天能提高行業競爭力的重要抓手。依托天能集團工業互聯網平臺，浙江動力能源公司不斷刷新行業智能“顏值”，實現制造過程與下游銷售、上游供應的協同鏈接。

　　“2021年，我們生產一萬套電池需要130人，現在只用70人。”浙江動力能源公司總經理助理陳志遠說，在行業打造智能工廠，天能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建設完成后，企業畝均產值提升20%，人均效率提升40%。同時，單位產品鉛、塑料、隔板等主要原輔材料消耗量下降5%；單位產品污染物排放量降低30%，綜合能耗下降15%。

　　行業政策也釋放出重大利好。2024年12月31日，《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范》正式發布，將鉛蓄電池車型的整車重量限值由55kg放寬至63kg。

　　這讓天能鉛蓄電池生產獲得了騰挪空間，但周文渭并沒有喘口氣的想法。車間處處張貼的“思想不老，人就不老”“時時尋求效率進步 事事講究方法技術”等標語，不斷為公司發展注入“興奮劑”。

　　目前在國內電動輕型車用鉛蓄動力電池市場，天能的市場份額超過45%。天能動力年報顯示，2023年集團營收838.9億元，其中鉛蓄動力電池營收424.23億元，占比超過50%。

　　鉛蓄電池是天能起勢發家的源頭，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盤。在鉛蓄電池的強力支撐下，天能全面拓展綠色低碳應用場景，由產品制造向提供系統解決方案轉型，由做產業向構建產業生態提升。

　　“鋰”勢所趨

　　憑借技術、品牌、40萬家營銷網點，天能構筑了鉛蓄電池行業壁壘。壁壘之上，張天任清楚看到能源多元化的行業前景。基于這一前景，單一鉛蓄業務難以抵御風險，也難以讓天能在資本市場上講出更具吸引力和想象力的故事。

　　2004年，天能成立一家新公司，主要研發生產鎳氫電池，2008年左右升級轉產為鋰電池。

　　不過，在鋰電上到底投入多少，天能一時間也沒有底——從產業鏈看，大量制造鋰電需要去國外購買原材料；從成本上看，當時鋰電價格是鉛電的7倍，而且性能不夠穩定。當時一位專家的判斷是，鋰電池價格是鉛蓄電池的3倍時，才容易被用戶接受。

　　盡管一開始對鋰電池寄予厚望，但在資源上，天能并未給鋰電業務足夠支持。在2004年之后幾年中，鉛蓄電池業務仍處于優先考慮地位。

　　現在回想，張天任坦言當時判斷失誤，“轉型動力不足、決心不大，也沒想到去打通國際供應鏈，錯過了鋰電發展的大好機會”。

　　反思是為了更好前行，但白熱化競爭的市場，不會給任何企業留出更多時間。

　　2015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爆發式增長，產量37.9萬輛，同比增長4倍，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增量市場，此后產銷量一路高歌。天能以更大力度尋找鋰電池業務合作機會，嘗試擺脫“起了大早，趕了晚集”的尷尬，補上鋰電短板。

　　船大掉頭難，何況鋰電市場已經群雄并起，補貼退坡和競爭加劇使天能鋰電業務布局遭遇諸多不利。

　　在天能控股集團項目與知識產權部總監宋文龍看來，天能的鋰電池業務是摸著石頭過河。鉛蓄電池主要是小動力電池，鋰電池則以大動力電池為主，合作客戶發生了變化，意味著公司的管理模式也要變化。比如，在和鉛蓄電池客戶合作時，天能有更多話語權，切換到鋰電池領域，作為客戶的汽車廠商是主導方，天能往往需要先交貨，一段時間后再承兌，但天能內部流程的轉變沒有跟上。

　　“用管理鉛蓄的模式管理鋰電，這是我們走的彎路。”張天任說。

　　鋰電池領域的產品迭代速度，也超出了天能的預料。

　　2016年，天能引進一條韓國的鋰電池生產線，主要生產18650圓柱形電池，等到生產線跑通后，動力電池市場格局已發生變化，技術也往前發展了一大步，產品形態從圓柱形向方形轉變。

　　員工的感受則更加細微。天能新能源（湖州）有限公司PACK管理部總監黃國軍曾在鉛蓄電池業務部門工作多年，在他的印象里，做電池是“苦”出來的，“一個包裝盒能省多少成本，我們都要算賬，一分一厘都在摳”。相比之下，鋰電行業的大投資對他而言“簡直不敢想象”——設備投入動輒上千萬元，這需要他在工作中不斷提醒自己調整狀態。

　　“如果自己不‘革命’，只能坐等別人搶份額。”黃國軍說。

　　優化產品結構、切換賽道，是諸多民營企業的必經之路，最考驗企業家的辨別力與決斷力。

　　乘用車鋰電池難以后發制人，天能迅速轉舵兩輪、三輪車及儲能、工程機械、特種領域賽道。2022年3月底，天能股份發布公告稱，計劃在湖州南太湖產業集聚區長興分區，分期建設15GWh的鋰電池項目。

　　也是在這一年，李林賀出任天能鋰電制造公司總經理，主要負責方形電池的生產制造。

　　調研組走進制造車間，隔著玻璃看到，一排排機械手在產線上揮舞，卷繞、入殼、焊端子，技術工人關注著操作屏，密切巡視產線上的情況。

　　不同于現在的熱鬧場面，李林賀還記得，建設之初，天能內部有方形電池制造經驗的員工極少，“一只手數得過來”。除了調用原鉛蓄團隊的員工，天能還專門招了一批新人做研發。

　　李林賀回憶，留給量產的時間異常緊張，團隊每晚8點開會，用3個小時捋問題、研究對策，次日早上8點開工解決，晚上復盤、再捋問題。高速輪轉下，6月份，生產設備入場、新產線建成，9月22日，第一支電芯下線，整個過程不到100天。而在接下來的3個月里，電芯產量實現了從1支到9.7萬支的迅猛增長，直通率從0提升至88.5%。

　　隨著生產步入正軌，李林賀所在團隊開始投入大電池新品研發。“一些方向我們難以超越，但至少要努力跟上、縮小差距，做好技術積累，同時針對客戶需求提供差異化產品，找到有特色的切入點。”李林賀說。

　　錯過一時或是走一段彎路并不可怕，天能堅持“變”，因勢而動；天能也堅持“不變”，穩定思想、穩定隊伍。轉型之路是一場馬拉松賽，天能在等待新一輪機遇到來。

　　儲能增勢

　　“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想著田里的。”辦公室里，張天任細細說著他的思路，“動力電池是天能的基本盤，要穩健發展；儲能是新型盤，要加快發展；鈉電、氫電等業務是未來方向，要提前布局、加快攻關”。

　　“五年再造一個新天能”，目標很堅定。這意味著，未來5年，企業要有近千億元的增長。

　　在張天任看來，新的增長空間就在儲能。“我們臥薪嘗膽好幾年了，訂單已經多起來，預計2025年還會增長。”張天任說。

　　從業務結構來看，天能主要營收高度依賴鉛蓄電池，為了分散經營風險，需要找到第二增長曲線；從外部環境看，隨著全球進入新一輪能源變革時代，發展儲能已成為實現“雙碳”目標的現實需求。

　　202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快推動新型儲能發展的指導意見》；2022年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十四五”新型儲能發展實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新型儲能由商業化初期步入規模化發展階段，具備大規模商業化應用條件。

　　據國家能源局數據，截至2024年底，全國已建成投運新型儲能項目累計裝機規模達7376萬千瓦/1.68億千瓦時，與2023年底相比，增長超過130%。

　　“儲能”在天能近幾年的年報中頻頻出現。2020年，天能動力在年報中表示，將積極拓展儲能領域業務。2022年的年報顯示，“公司將儲能業務視為公司鋰電業務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也將集合公司市場、品牌、技術等一系列資源，加速鋰電儲能市場滲透”。

　　多元并進的技術路線，是天能發展儲能業務的底氣所在。張天任表示，“我們是做電池出身，搞儲能，要鉛炭我們有鉛炭，要鋰電我們有鋰電，未來要氫電，我們也能供”。

　　2023年7月，天能專門成立儲能事業部，首先將重點放在大儲和工商業儲能，接下多個大單，在海外市場也有所斬獲。一年多時間里，已經形成發電側儲能、電網側儲能、工商側儲能、戶用儲能、通信儲能等5條業務線。

　　在熟悉的領域做不熟悉的事情，問題并不少。比如，大儲招標容量大、金額高，利益相關方復雜，企業多處于被動地位。一些新業務并未帶來預期增長，引發“拖油瓶”“做好鉛電比啥都強”等質疑。對此，張天任沒有動搖，2024年8月，天能將儲能事業部升格為更高級別的鋰電執委會，集中更大力量推動儲能板塊發展。多位業務部門負責人表示，真切感受到了集團領導層對儲能發展“決心更強”。

　　對于儲能板塊的種種問題，天能以“差異化”作為突破關鍵詞。

　　一是商業模式差異。2024年，天能以自有資金2.1億元人民幣等值美元受讓法國帥福得集團持有的天能帥福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40%的股份，自此，天能不再局限于電芯生產，而是打通了PACK生產線、上下游材料及零部件等全產業鏈。每天清晨，都有數十輛卡車排隊駛入廠區，卸下原材料，再滿載電芯和PACK系統，奔赴各個省份的儲能安裝現場。

　　與此同時，天能與國電投、國家電網、華能集團等企業建立戰略合作關系，由合作方來投資，天能負責項目安裝、工程承接、運營維護等業務，各展所長共同推進新型儲能商業化落地。

　　二是產品差異。鋰電池是儲能賽道的重量級選手，但對于電站、人員密集區域、危化場所等儲能場景來說，安全性是第一考慮，性能穩定、可密集堆疊、低成本的鉛炭電池更受青睞，這正是天能優勢所在。

　　調研組來到長興縣和平鎮城南工業區，一個巨大的鋼體集裝箱格外顯眼，走進其中，塊塊電池像“搭積木”一樣堆疊拼接，足有三四層樓高。

　　這座被當地人稱作“城市充電寶”的建筑，是國家電投攜手天能共建的鉛炭智慧電廠“和平共儲”項目，發揮著“削峰填谷”的作用——用電低谷時，對儲能電池充電蓄能；用電高峰時，穩定放電填補電力缺口，助力當地電力保供以及電網調節能力的提升。

　　項目經理潘載安介紹，“和平共儲”項目含鉛炭電池約300萬個，均由天能提供，一次充滿可存電100萬千瓦時，以城鎮居民每天每戶用電量12.5千瓦時計算，可滿足8萬戶居民一天的普通用電。

　　該項目推動鉛炭電池落地更多場景，為天能儲能業務打開了新的突破口。“有一種迎來春天的感覺。”潘載安說。

　　對于天能而言，儲能已經邁過“干不干”的抉擇階段，目前關鍵是把握節奏的問題——不能不沖，不能讓鋰電遺憾重現；把好速度，要把投入控制在集團主業的支持能力內。

　　“戰略一旦通過，就要不打折扣堅決執行。”張天任對“鷹的重生”故事印象深刻，他說，眼下天能要拔毛、要流血，要接納痛苦，要有必勝信心，等新羽毛長出來。

　　循環聚勢

　　高壓水槍噴射出的水流沖刷著地面，地面略微有些傾斜，水流順著溝槽匯集到車間外固定的水坑里。

　　這里是廢舊鉛蓄電池的貯存區，每天有超過1000噸的鉛蓄電池從全國各地運到這里，經過分類后，等待進入電池“再生”流程。

　　這些鉛蓄電池通常已使用多年，密封結構老化，內部含有的酸性物質容易流出，如果流進土地，會造成嚴重污染，必須使用高壓水槍來清洗可能殘留在地面上的酸性物質。“貯存區的地面都是用防腐防滲材料加厚的。”浙江電源材料公司生產部經理張明銳告訴調研組。

　　鉛蓄電池蓬勃發展，帶來的不僅是營收與利潤，還有電池退役后向何處去的問題：是任由其被隨意丟棄，還是通過科學環保的方法進行循環再利用？

　　這個問題也曾困擾天能——作為鉛蓄電池出貨量第一的企業，其退役的電池也最多。

　　一開始業內對廢舊電池的處理方式并不規范，一些地下作坊把退役鉛蓄電池撬開，取出里面有價值的鉛，再把剩下的塑料外殼和無法再利用的硫酸扔掉。這種“土”辦法簡單易行，但不利于環境保護，塑料外殼會堆積成固體廢物，硫酸則會污染地下水。

　　2009年，張天任拍板建設退役電池處理產線，決心把退役電池“吃干榨凈”，真正做到100%循環利用，在行業內率先形成優勢。

　　國內沒有相關設備，天能斥資6000萬元，從國外購置了一條拆解線，再加上兩臺轉爐，光設備款的投入就高達1億多元。當年，電池處理基地成為天能畝均投資最大的項目。

　　內部爭論不斷——有人不理解為什么這筆錢不拿去擴建鉛蓄電池產能，反而去干不賺錢的電池處理；有人覺得制造業應該對社會負起責任，堅持綠色發展。

　　隨著發展方式的轉變，環保要求越來越高。天能集團循環事業部副總裁張春強回憶，在建設第二期電池處理產能時，為了匹配環保標準，光是圖紙就改了5個大版本，每本都有數百頁。

　　“設備在投建時滿足當時的環保標準，后來環保標準又提高了，怎么辦？那就要繼續技改。”張春強說。

　　為了達到標準，天能在最初位于長興的電池處理基地做了三次大的技改。

　　第一次技改增加富氧側吹爐，收集煙塵，并把其中的二氧化硫提煉成精制酸。

　　第二次技改增加了電解工藝，把再生鉛中的鉍、金、銀等稀有貴金屬提取出來。

　　第三次技改是復制建設一個年處理45萬噸電池的工廠，環保標準比國家標準還高30%，目前正在緊張施工中。

　　“我們希望成為行業標桿，所以在環保標準上經常自己‘為難’自己。”天能集團循環事業部副總裁陳曉魯說。

　　環保投入的明賬是生態效益，暗賬是經濟效益。

　　2018年，天能100%控股的浙江昊楊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主業是生產加工橡膠和塑料制品。天能從鉛蓄電池中回收的塑料制品，會被運到這里進一步加工。

　　在浙江昊楊的生產車間中，一條條塑料線在輪軸上飛奔而過，變成細小的塑料顆粒。綠色、黑色、白色……整個車間仿佛在編織一幅畫卷。

　　浙江昊楊行政人事部副總監李燕介紹，這是把退役鉛蓄電池的塑料外殼變成改性塑料的地方，能生產30多種改性塑料產品，年產能6萬噸。

　　這些塑料顆粒隨后被注入到工廠的196臺注塑機中，重新變成電池外殼、汽車外殼、空調外殼等。

　　“現在很多企業對于產品中含有多少再生材料有要求，這給我們創造了很大的市場空間。”李燕說，浙江昊楊正在探索原材料碳足跡的追蹤管理，通過改革碳資產管理方法，使再生材料發揮出更大價值。

　　同樣是在2018年，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主業是回收市場上新出現的鋰電池，盡管彼時還沒有多少鋰電池達到退役時限。現在，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已經完成針對磷酸鐵鋰電池的再生研究工作，退役鋰電池回收率超過99%。

　　天能的目標是，將鋰電池回收業務做成業內領先。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盛說：“現在的主要工作是做渠道建設，趕在鋰電池退役高峰期到來之前占領賽道。”

　　隨著天能電池回收產業鏈逐漸成型，其產業影響力日漸凸顯。

　　2020年，因為“低小散”鉛蓄電池回收作坊過多，當地政府要求，再生鉛企業要與正規企業合作。原先在當地進行再生鉛加工的太和縣長江金屬材料公司找到天能，希望雙方合作處理鉛蓄電池。當時，長江金屬材料公司使用的舊有工藝所產生的廢物量超過政策標準，且生產中難以檢測錫化合物、二 英等污染因子。

　　天能加入后，為原有的生產基地引入了富氧側吹爐，整個生產過程產生的粉塵從每年10.4噸下降到5.5噸，二氧化硫從每年30.3噸下降到17.24噸，鉛從每年0.426噸下降到0.397噸。

　　雙方合作下，長江金屬材料公司原有的再生精鉛冶煉廠年產能從16萬噸擴建到20萬噸，符合最新的環保標準，最初幾十人的小作坊轉變為擁有400余名專業人員的正規企業。對于天能而言，每年約30萬噸廢鉛蓄電池和5萬噸鉛泥鉛渣也得到有效處理，實現了共贏。

　　2021年4月，天能員工李金龍接到了一項調研任務：在浙江、江蘇、安徽，走訪回收處理退役鉛蓄電池的商戶。這些商戶多為個體經營，不僅交易效率低下，有關部門和行業企業也難以追蹤其貨源，品質上得不到保證。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李金龍所在團隊開發出“鉛蛋”平臺，把小商戶、回收企業等都搬到網上，在“鉛蛋”平臺上撮合交易，推動實現更大規模的廢鉛蓄電池回收循環利用。

　　“鉛蛋”平臺的打造，不僅便于天能內部進行數字化管理，也提升了回收行業的數字化水平。李金龍介紹，政府對于資源循環企業有政策優惠，過去一些企業因交易不規范無法享受優惠待遇，而“鉛蛋”平臺可以反向開票，對于企業來說，每噸電池能多出100元的利潤。

　　如今，鉛蛋平臺上線的用戶數已經達到9萬多家，為全國約80%的回收公司提供服務。

　　天能現在每年處理100萬噸退役鉛蓄電池，營收規模超過百億元。循環業務已從以售賣鉛錠為主的資源型企業，發展成為生產集紅丹粉、精制酸、改性塑料等多種高附加值產品為一體的制造型企業。

　　科技賦能循環綠色發展，天能打通了“回收—處理—再加工—銷售”全過程。陳曉魯表示，天能正準備走出國門，向全世界展示中國企業退役鉛蓄電池處理能力。

　　　乘勢而為

　　在天能海外事業部經理楊英杰的辦公室里，掛著兩張地圖，一張世界地圖，另一張是全球風險地圖。地圖上，各種小圖釘標記著天能的“海外版圖”。

　　“按照我們的十年發展規劃，主要分為基礎建設、快速發展、機構優化、跨越式發展四個階段。”楊英杰說，海外事業部的目標是在2030年具備百億元級規模，讓集團發展“如虎添翼”。

　　越南是天能開拓東南亞及全球市場的重要支點。2024年8月19日，天能越南項目迎來重要進展——首個海外生產基地中，首批新能源環保動力電池下線。

　　對鉛蓄電池行業來說，出海是必選項。面對海外風險和市場的不確定性，楊英杰坦言：“我們整個海外投資策略是穩字當先、穩步推進，主要圍繞天能的主營業務進行海外拓展。”

　　五年規劃、十年規劃，展現天能乘勢出海的藍圖。

　　山林綠竹、清溪流淌，則是天能不忘初心的堅守。

　　新川村，孕育了天能的綠色基因。在這片山水中，既有一家民營企業的創業足跡，也有創業者們對家鄉的深厚情誼。

　　“做企業一方面要緊跟國家發展大勢，不斷領會和思考；另一方面要圍繞社會責任去創新求變，這是天能的運營之道，也是我創業以來的堅守。”張天任說。

　　地處山岕之間，新川村地少山多，人均耕地不足三分，農業生產“異常艱難”。早年間，村民或是去地里務農，早出晚歸、負重前行，或是進竹山做活，挑料上山、翻竹林地、施肥、砍毛竹、挖竹筍，樣樣都是體力活。

　　隨著企業發展壯大，天能通過技術幫扶、資金支持、就業支撐等途徑，引導村民參與到村級資源開發和配套服務企業的致富鏈條中，帶領村民共同致富。

　　新川村3000多名常住人口中，直接在天能務工的人數達到700多人，從事天能產業鏈及電池銷售的人數超過800人，與天能上下游配套生產的企業有30多家。

　　“我曾經是‘三無’人員，一無自信，二無資金，三無工人，是天能給了我改變的機會。”村民胡漢平說。他曾經開辦一家耐火材料廠，后因市場變動加上污染整治，欠下了800萬元債務。困難之際，天能主動找到他，讓他為天能生產電池用的高性能隔板材料。現在胡漢平不僅還清了債務，企業營業收入更超過1億元。

　　天能的綠色發展理念，與新川村發展緊密結合。

　　為徹底改變村莊面貌，新川村下定決心，關停污染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守好綠水青山。據了解，新川村淘汰“小散亂”污染企業20多家。

　　胡漢平將廠房搬進鎮里規劃新建的工業園區，并投資200多萬元引進全自動智能生產線，還安裝上凈水設施，將工業廢水循環利用率提高至70%。針對耐火材料企業能耗高、污染重的問題，胡漢平主動進行節能降碳技改。

　　整潔明亮的車間內，一摞摞隔板材料成型下線。“雖然經營成本增加了不少，但轉型后企業的發展空間更大了，效益也越來越好。”胡漢平說。

　　轉型后的新川村里，笑臉更多了。新川村全面開展環境綜合整治行動，休閑農業、生態旅游、精品民宿等不斷涌現。2023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約千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5萬元。

　　在天能的帶動下，本土企業紛紛投身村莊建設運營。這些年，新川村累計收到捐贈發展資金達3300萬元。利用所籌資金，新川村一面加快道路建設、房屋改造等硬件工程，一面挖掘村莊特色，打造“紅色文化+綠色生態”的美麗鄉村示范點。

　　“以前大家都想出去賺錢，如今就想回來為村里多作貢獻。”新川村村民司國興說。他是浙江億能塑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主要為天能做配套產品。此前，村里防洪堤壩發生坍塌，他帶頭捐款3萬元；村里澆筑水泥路，他又捐款5萬元。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長興縣委書記朱偉表示，以天能為代表的“村企共建”共富模式，是企業促進共同富裕的一次生動詮釋，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在長興的生動實踐。

　　（經濟日報調研組成員：馬吉英 李萬祥 曾詩陽 李 景 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