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慶華（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周密（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既是黨基于經濟發展規律正確認知提出的重要論斷，又是我國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道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目標要從規模擴張轉向提質增效，發展動力要從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思路要從增量擴能轉向調整存量與做優增量并舉，發展方向要轉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

　　黨中央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必須實現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因此，新發展階段必須將新發展理念作為管全局、穩根本、控方向、定長遠的基礎要素，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具體內涵貫穿于經濟發展全過程與各領域，從而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引領構建全方位多層面的新發展格局。

　　創新成為第一動力

　　隨著經濟發展階段螺旋式升級，生產要素驅動力明顯減弱，傳統比較優勢逐步喪失，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新階段經濟發展急需新動力。而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具備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的核心引擎功能，是推動產業革命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支撐。這主要依賴于創新發展的兩點本質特征。

　　一方面，創新本身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作用。以原始創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為主的創新要素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將完善體制機制改革，激發經濟主體活力，提升技術進步貢獻率，提速科技成果轉化率，催化研發機構改造、先進技術培育、企業技術升級、創新平臺建設和高新企業孵化，從而引致發展路徑、內涵及商業模式創新，最終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培育新階段經濟發展新增長極。另一方面，創新與其他要素存在互補效應。創新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多種組合方式，可以融合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能夠突破傳統要素供給瓶頸，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靈活性，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雙重并舉，持續賦能新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

　　協調成為內生特點

　　歷史經驗表明，發展是否協調是衡量經濟可否可持續的重要量尺，也是能否避免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標準。當前，我國傳統粗放式發展模式致使區域發展失衡、經濟結構紊亂、軟硬實力不協調等矛盾日益突出，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要求尚有差距。而協調發展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針對之策，也是保障社會和諧以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新時代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正在全面布局、扎實推進。

　　一是協同地區經濟發展。協調理念正是延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融合發展等國家戰略，優化主體功能區部署，完善空間治理架構，增強區域整體實力，推動構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二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遵循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推進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促進城鄉各領域多方面協同配合發展。三是優化經濟發展結構。貫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探索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補足市場發展短板，化解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等矛盾，促成更高質、更有效、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結構。四是兼顧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打破個別地區“唯GDP論”藩籬，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翼共振，促進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協同發展。

　　綠色成為普遍形態

　　由于全球產業格局固化以及受國內生產技術水平制約，我國產業結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痼疾一直未得到有效根除。面對當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壓力加重、生態系統嚴峻等現實癥結，我國須避免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生態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困局。綠色發展理念，正是在生態資源承載能力約束下擬定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既依循了此前低碳經濟和循環發展的路徑，又對未來永續發展作出了高度概括和長遠指導。具體來說，綠色發展應包含四點內容。

　　一是堅守人文和諧理念。堅持環境保護基本國策，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發展觀，遵循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資源，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促進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良性互動，從而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兼顧代際利益問題，最終建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新格局。二是走低碳循環發展之路。圍繞國家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峰目標，研究“碳中和、碳達峰”目標任務磋商機制及協同治理路徑，完善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應對聯動機制，統籌低碳技術創新、綠色基礎設施等領域調整，以期提升綠色經濟增長水平。三是優化主體功能區建設。遵循主體功能區定位，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推進主體功能區和各類空間性規劃“多規合一”，發揮主體功能區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基礎性作用，綜合構筑城鄉發展與生態安全協調發展格局，實現生產空間集約化、生活空間宜居化、生態空間綠色化。四是搞好生態環境治理。圍繞生態質量核心，完善環境保護制度，促成政企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重點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全面修復自然生態系統的調節功能。

　　開放成為必由之路

　　從資本運動規律來看，生產力發展及生產效率提升必然導致經濟全球化。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無論是出于增強國際經貿活力的根本需要，或是推動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復蘇的現實要求，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要求，都必然依賴開放發展路徑，以求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對內來說，我國已形成多元資源稟賦結構，仍需挖掘外資利用效益。通過不斷吸引外資和虹吸先進要素，繼續增加發展要素積累，持續改善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擴大貿易規模并深化分工制度，帶動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區域協同發展，促進不同區域聯運聚變為統一開放市場，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升級，實現產業發展自主可控。對外而言，我國亟須解決價格競爭優勢遞減問題，修正自身貿易系統中難以持續的經濟行為，持續鞏固外貿傳統優勢，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通過加大國際市場投入，加快建設外貿轉型升級基地、貿易促進平臺、國際營銷體系，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提高國際市場產品集中度，構建廣泛利益共同體。同時加強在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國際平臺發聲，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升全球經濟治理中話語權，力爭主導引領經濟全球化。

　　共享成為根本目的

　　社會發展的最終歸宿，應是實現經濟發展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文明全民共享。共享理念，實際上是孕育自具體社會發展實踐的倫理規范，理應糾正社會發展不良方向，改善民生滯后局面，凝聚經濟高質量發展偉力。具體來說，共享理念應在四個方面布局。

　　一是奉行公平正義。共享不僅是物質財富公平分配，更是發展權利合理均等。只有營造“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共享”的普遍受益環境，持續完善社會公平正義保障制度，保證全民“自我實現發展”和“參與發展決策”基本能力，才能把握影響共享發展的根本癥結，提供發展成果共享的實現路徑。二是縮小收入差距。共享并非平均主義，但要求嚴控收入差距。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基礎上，仍需重視貧富懸殊問題，規范多種要素參與初次分配機制，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縮小城鄉、區域、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不斷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成符合共享發展方向的“橄欖型”收入格局，確保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民。三是保障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本應保障全民共同受益，但因歷史發展條件制約而暴露出區域分布不平衡、城鄉分配不均等等現實問題，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財力相對有限，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低，嚴重影響人民群眾成果共享。因此，需進一步增加財政轉移支付，補助薄弱地區和困難群體，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解決全民現實利益問題。四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絕非是為少數人攫取利益，而是在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共享發展正是強調使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增加全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獲得感，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