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懲戒”與“暴力”界限專家分析

　　虐童案件悲劇淵源何在

　　虎毒不食子，這句話說的是虎，但未必適用于人。

　　慘烈的案例一次次在敲打我們——未必每個人都可以享有為人父母的權利。

　　刑事立案偵查，是深圳虐童案件的最新進展。

　　多次掌摑、摔打、腳踢、扯頭發，甚至用掃帚、塑料椅毆打。同時，還有一名疑似女童父親的男子，也對女童掌摑、用掃帚抽打。

　　而彼時的親生女兒或是在寫作業，或是在吃飯。

　　2018年12月26日下午，江蘇省惠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一起生母虐童案，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緩刑一年的親生母親，用縫衣針戳嘴、鐵衣架毆打、喂糞便相威脅、扇耳光等方式“管教”女兒，糾正孩子的不良習慣。

　　曾經有人這樣高呼，父母雙亡，孩子自然國家撫養。可是，一旦監護人“喪心病狂”或“似人非人”，我們該怎么辦？由誰提請剝奪其督導權？由誰提請剝奪其監護權？由誰甄別拍板：父母不良，道義出場？

　　是時候冷靜思考悲劇的淵源了。

　　受害者或許無法真正遠離的陰影

　　類似的家暴虐童案件，近年來不時有曝光。2018年3月，廣西一女孩被父親將雙腳捆綁在摩托車尾部，頭部朝下倒掛拖行，施暴者被法院以虐待罪判刑；7月，海南省萬寧市一名女童疑遭父親毆打致死，施暴者已經被警方抓獲……

　　在深圳虐童案中，最令人憤慨的，或許是在鏡頭下，小女孩不管如何挨打，仍能默默爬起來寫作業、吃飯，她的淡定與她所承受的暴力呈現鮮明對比，也成為一種無聲的控訴，令人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其內心的灰暗與無助。此情此景，任誰看了都痛心。

　　看過新聞后，不少網友說“心疼小女孩”“應嚴懲其父母”。

　　根據最新的消息，小女孩被帶離父母身旁，等待其父母的是法律的嚴懲。然而，口誅筆伐之余，我們更應思考，在虐童事件面前，懲罰其父母就夠了嗎？懲罰得越厲害，小女孩是不是就越幸福了呢？其實不然，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如何安置好小女孩的未來。

　　說起虐童案件，永遠無法繞開的是發生在2016年的“碭山虐童案”。

　　被電線抽打身體、開水燙手、在傷口上撒鹽，就是這個被撤銷監護資格的女人聯合男友的“作品”。之所以這樣稱呼，因為她已不配“母親”二字。

　　但有一點，當我們在義憤填膺，用悠悠之口憤責這個女人的時候，必須審慎的——劉瑤也常常受到男朋友的暴力。23歲的時候，她生下小武時，已經注定成為一個單身母親。她的家境不好，在KTV靠陪唱來糊口。陪唱1小時，85元的報酬。除了陪唱，她要陪客人喝酒。晚上七八點上班，凌晨下班。

　　這位單身媽媽已經淪為社會的邊緣人。

　　知乎上有個問題：“那些窮過三代，整個家族陷入貧窮死循環，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一個回答是：“家庭暴力。”

　　為什么說貧窮死循環的根本原因是家庭暴力？

　　此前，曾有一個公益短片《語言暴力會成為兇器》。

　　導演在監獄里采訪了6名年輕罪犯，一個是持槍殺人，兩個是持刀殺人，導演讓他們聊聊自己的家人，無一例外，父母對他們不是打就是罵。

　　6名年輕罪犯父母說的最多的這些字，你可能也在說。比如，他們的父母都在說：“豬腦子”“廢物”“你怎么不去死”“是人就比你強”。

　　這些字，從父母嘴里說出來，像刀子一樣扎進這些孩子心里，淌血，但沒人看見。

　　惡，在這些心靈里慢慢滋生。語言暴力尚且如此，拳打腳踢往死里揍的家庭暴力就更不用說了。

　　作為將孩子帶到世界上的人，這些父母未能給他們的天使構筑第一道安全屏障。

　　每當虐童案件發生后，就會有這樣的疑問出現——當這樣的屏障被人為破壞，社會正義的手可以伸向家庭嗎？　

　　當家庭監護出現問題時，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如何及時有效介入，已成為當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領域亟需研究的重點內容。

　　這些行為既是對人倫的挑戰，也是對立法的考驗。

　　在武漢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長戴正清看來，是否剝奪施暴父母的撫養權，應該綜合評估其影響，才能作出決定。“對于孩子來說，安全感、情感依戀是最重要的。把孩子交由公共機構等照顧，需要確認這樣做比父母撫養更能促進孩子成長、更有利于保護兒童權益。公共機構、社會組織等需要提供持久的、有安全感的保障，否則，對孩子有可能是另一種心理傷害”。

　　戴正清說，兒童缺乏自主能力，受虐待后不知道訴求；城市中關門閉戶、鄰里走動較少，家暴虐童不易被發現。而農村地區雖相對“藏不住”家暴行為，但往往缺乏干預意識，受害者也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因此，社區要加強反家暴宣傳，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同時要倡導鄰里間相互關愛。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悖論

　　“棍棒底下出孝子”，還有“將孩子視為私有財產并可以任意處置”的家長思維，也將一些本是善意的父母推向了虐童甚至殺戮的深淵：

　　杭州一男子因3歲兒子不肯認字，失手打死孩子；

　　西安一男子因孩子在家偷錢，將自己9歲的兒子打死。

　　2018年的年底，又有這樣一位母親楊梅(化名)站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是多次發現女兒有偷拿家中、同學財物的行為，在說教未果情況下，采用縫衣針戳嘴、以喂糞便相威脅、鐵衣架毆打、扇耳光等手段，多次對親生女兒實施毆打。

　　在法庭接受媒體采訪時，這位在文中開頭中提到的最終被處緩刑的母親楊梅說，后悔以這樣粗暴的方式對待女兒，自己就是對孩子“小偷小摸”的行為比較氣不過，沒想到行為已經違法。

　　還好，這位母親還能用“沒想到”來懺悔，但另一位父親鄭東，已經沒有這樣的機會了。這個男人因為打死了自己的女兒，2014年站在了被告人席上，原因則是女兒晚歸。

　　站在法庭上的鄭東，是這樣被媒體形容的：他鮮少抬起眼睛，只有在不得不抬頭時，流露了一種“經歷了巨大痛苦”“如同重度抑郁癥患者”的深深的悲傷。

　　突然，支撐他的力氣仿佛被一瞬間抽走，這個父親重重地跪在所有人面前，請求法官判他死刑立即執行。

　　相較于上述那些暴虐的父母，這個父親明顯得到了社會的某種同情甚至是情感上的寬容。

　　鄭東為了照顧女兒專門辭去工作，每日接送。為了不讓女兒早戀，他想盡辦法，甚至請對方吃飯。在法庭上，他說自己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黔驢技窮了”。他不斷重復，“我想打醒她。”

　　加大對虐童行為的懲治力度

　　自古以來，教育和懲戒就密不可分，中國古代教育名篇《學記》中記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這“夏”“楚”就是懲戒學生的樹條。

　　然而，與學校教育不同，父母作為家庭教育的主體，較少接受過專業的教育培訓，且教育場所是相對隱秘的家庭，在懲戒的過程中更容易演變成過激的暴力行為。

　　因此，必須明確“懲戒”與“暴力”的界限。

　　有媒體根據數據分析近4年216篇針對兒童家暴的新聞報道，發現“管教兒童”和“家庭矛盾”，成為父母虐待兒童的主要原因。

　　一樁樁一件件虐童案件的發生無不證明，在傳統“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粗放教育模式下，很多父母對體罰兒童的認識過輕，認為“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社會大眾也往往采取包容或習以為常的態度，進而助長了父母對孩子的家暴傾向。

　　在心理學家看來，除了法律的制裁，目前最缺乏的是對家長進行心理輔導和教育，讓他們學習怎樣去解決孩子教育上的問題。

　　但不可否認，他們已觸犯法律。因為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反家暴法明確了家庭暴力的范圍和法律責任，與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結合，給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提供了法律保護。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中也增加了對看護人虐童的處罰規定，新增的“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主體就包括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員、學校(含幼兒園等育嬰機構)，“情節惡劣的，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律法規已板上釘釘，可為什么虐童行為還會頻發呢？

　　很難為這些施暴的父母畫一幅精準的畫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來自鄉村；有的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目不識丁；有的家長在事后“后悔打重了”孩子，有的家長說“偶爾打不算虐待”，有的家長認為“只是輕微教訓一下孩子”，甚至有的家長在遺棄或殺害孩子后，認為“是為了解脫孩子的痛苦”。

　　說穿了，在家長眼里，打孩子是家事，不犯法律，別人管不著。而相關監管部門出于同情，也不追究虐童家長的責任。即使追究責任，頂多給予道德譴責，很少追究虐童家長的法律責任，縱容了家長的虐童行為。

　　北京律師徐英建議：“對虐童行為，還可以通過修改反家暴法等方式，詳細劃分出虐待的不同等級，根據不同的等級明確不同的法律責任，明確虐待的定義和范圍，加大對虐童行為的懲治力度。”

　　她認為，家暴虐童隱蔽性較強，近親屬即便知道未成年人的父母對其有家暴行為，或礙于情面，或不清楚嚴重程度，大多僅是勸說，不會向公安機關報案，更不會向法院起訴。因此，要有所突破，就要更多借助近親屬以外的社會力量。

　　□　本報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