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是在極其艱苦的環境和條件下譜寫的一部史無前例的壯麗史詩。為了解決長征中的生活給養和作戰物資補給等問題，并贏得長征的最后勝利，中央紅軍開展了一系列經濟保障工作。

　　積極生產應對轉移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任何軍事行動或戰爭行為都離不開必要的經濟準備。

　　中央紅軍長征前開展的經濟準備工作主要在1934年5月到1934年10月中下旬。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召開會議討論廣昌戰役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影響等問題，紅軍的戰略退卻問題成為討論議題之一。最后會議決定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到蘇區外部作戰，并進行一些戰略轉移的經濟準備工作，主要是貯備糧食、冬衣，以保障紅軍的物質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廠，以修理機槍、迫擊炮以及制造各種彈藥，特別是迫擊炮彈和手榴彈等等。

　　1934年9月，蔣介石開始集結各路“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腹地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致使蘇區的面積大幅度地縮小，使得蘇區人力、物力等資源嚴重匱乏，中央紅軍已無法繼續在蘇區立足。面對這種嚴峻形勢，中共中央最后緊急決定將紅軍突圍轉移時間提前到10月上旬，并開始緊急動員、部署和實施經濟準備工作，強調無論如何應該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質基礎作為第一等基本原則，要求在與敵人戰斗時盡量節約兵力和物資，減少傷亡，保存力量，并要求各軍團在10月1日前組織好后方機關，加強運輸隊伍建設。

　　為了更好地保障紅軍戰略轉移中的生活補給和作戰物資需要，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根據反“圍剿”斗爭形勢的變化，對經濟準備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是突擊軍品生產，強化軍需保障。蘇區軍事工業局所屬兵工廠、被服廠日夜忙碌于軍需生產，工人們自1934年5月開始，每天自愿多義務勞動1到2個小時，使軍品生產量在突圍前的幾個月里得到迅速提升，紅軍裝備得到很大改善。

　　二是組織籌糧借谷，確保部隊需求。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要求各級黨部及蘇維埃緊急籌集二十四萬擔糧食，同時要求開展群眾節省三升米的運動，沒收地主、征收富農的糧食六萬五千擔，發動群眾借十萬擔谷給紅軍。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發布《關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萬擔及征收土地稅的決定》，特批準各級蘇維埃與工農群眾的請求，舉行秋收六十萬擔借谷運動，要求在9月15日之前完成。

　　三是加大籌款力度，增加現金儲備。1934年春，中央下令將蘇區中央銀行埋藏在瑞金附近大山里的大批金銀珠寶和鈔票全部挖出，于長征前夕分發給各軍團，并號召各地響應中央財政部號召，努力發動群眾積極查找地主埋的金銀窖。

　　四是調集蘇區財產，搬走一切物資。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前，中革軍委發出了把一切都要帶走的指示。為執行這一指示，紅軍總部宣布中央教導師擔負幫助中央機關搬運物資任務，并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機關及其直屬的兵工廠、印刷廠、醫院等單位幫助捆綁機器、整理物件。

　　“大搬家”負擔沉重

　　為了執行中革軍委關于一切都要帶走的指示，紅軍長征初期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中央紅軍突圍出發時，不僅攜帶了大量的糧食、衣被、武器和彈藥等軍事作戰所必備的物資，而且攜帶了大批輜重，包括極其笨重的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的機器設備，野戰醫院的X光機，以及需要七八個人抬的大炮底盤等，甚至還攜帶了不少笤帚、擦機布、破工作服、爛手套等廢舊破爛。這些“壇壇罐罐”加起來共有數千副擔子，其中僅蘇維埃中央銀行攜帶的財產（包括黃金、白銀、鈔票和印刷鈔票的機器等）就有一百多副擔子。

　　為了攜帶這些物資，紅軍組織了龐大的后勤運輸隊伍。1934年10月，踏上長征征途的中央紅軍部隊主要有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軍委第一縱隊（紅安）和軍委第二縱隊（紅星）等。其中的軍委第一、第二縱隊為機關和后勤部隊，主要承擔“大搬家”工作。同時，其他各軍團也編有不少攜帶大批輜重的后勤部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描述紅軍的“大搬家”情形時指出：“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運走機器，凡是能夠搬走的值錢的東西都裝在騾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怪的隊伍。”

　　紅軍長征初期實施的“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大大增加了紅軍行軍中的非戰斗人員，增加了紅軍行軍作戰人員的負重，這不僅延緩了紅軍部隊的行軍速度，使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得以從容地在紅軍長征方向部署一道道封鎖線，而且使紅軍在突破敵人封鎖線的戰斗中屢失有利時機，給紅軍部隊造成巨大損失，致使紅軍在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后由出發時的8.6萬人只剩下3萬多人。

　　為了能夠輕裝行軍作戰，紅軍后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當紅軍行軍在五嶺山的羊腸小道時，丟掉一些難于運輸的大型機械；當紅軍渡過湘江進入西延山區（土名稱老山界）時，紅軍再次扔掉了一些從蘇區搬來的“壇壇罐罐”，有的部隊甚至拋掉被服等個人用品，只背著槍械、子彈、手榴彈等武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即遵義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嚴厲批判了“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的危害，并著手有組織地轉變“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1935年12月上旬，當中央紅軍進入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區進行了整編，決定把笨重物資精簡掉，包括總衛生部從蘇區運來的一臺德國造的X光機，以提高部隊的機動能力。這次扎西整編，精簡了機關，充實了基層，處置了笨重物資，比較徹底地轉變了“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此后的紅軍經濟保障主要依靠就地取材，包括取之于敵和取之于民等。

　　長征沿途取之于敵

　　取之于敵是我們黨和紅軍在蘇區確立的一項重要的經濟保障工作方針，也是紅軍長征途中的一項中心任務。1935年2月16日，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頒發的動員令《告全體紅軍戰士書》就明確指出：全體同志，打勝仗，消滅大量敵人，繳他們槍和子彈，武裝我們自己，并武裝云貴川數千萬工農勞苦群眾，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開始長征后，由于紅軍長征沿途大多數地區革命的基礎較薄弱，紅軍缺乏有力可靠的后方支援，加上紅軍長征沿途許多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十分落后，不少地區為少數民族居住區，向當地群眾籌集物資有相當大的難度。更主要的是敵人在紅軍長征前進方向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增加了紅軍向沿途群眾籌集物資的困難。面對這樣一種艱苦的條件和環境，紅軍不得不將取之于敵作為長征途中經濟保障的主要來源。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依據行軍作戰的具體情況，采取了許多靈活有效的取之于敵的經濟保障方式。一是利用打殲滅戰方式收繳敵人的物資和裝備。如1936年10月21日，紅軍在吳起鎮以西的五里河口戰斗中消滅敵一個騎兵團，打垮敵三個騎兵團，收繳了該部所有火炮、迫擊炮、重機槍與重型武器，另外還收繳了馱馬、戰馬各800余匹。二是在擊潰敵軍的戰斗中收繳敵人的物資和裝備。1935年10月的臘子口戰役中，紅四團在臘子口不遠處的大刺山一帶擊潰了在大草灘夜營的魯大昌部后衛營，繳獲了敵人幾十萬斤糧食，2000斤食鹽。三是通過喬裝國民黨“中央軍”智取敵軍物資裝備。1935年4月9日，紅九軍團在馬鬃嶺地區擔負掩護主力紅軍南進任務時，軍團偵察科科長曹達興化裝成國民黨“中央軍”團長率領偵察連戰士，在一槍未放的情況下奪取了長巖鎮，俘虜全部敵軍，繳獲了全部槍支。同一天又以同樣方式奪取瓢兒井，繳獲了大批物資，補充新軍裝800余套。四是乘敵不備截獲敵人的物資和裝備。1935年4月28日，軍委縱隊前梯隊在曲靖以西約8公里處緬甸坡關下村隱蔽，打前站的總司令部管理科長劉金定和作戰參謀呂黎平帶領先遣分隊在通向昆明公路上截獲薛岳部汽車一輛，繳獲龍云批給薛岳的云南十萬分之一地圖10份，白藥10箱。這次繳獲的物資特別是地圖得到毛澤東的高度稱贊。五是沒收沿途土豪劣紳的浮財。如1935年2月，中央紅軍在扎西整編期間，從當地土豪中沒收了大量的糧食、布匹、鹽巴、“毛邊豬肉”及其他浮財，并將其中的一部分發給了當地各族窮苦群眾。

　　公平買賣贏得信賴

　　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取之于民是我們黨和紅軍在蘇區的一項重要的經濟保障工作。早在根據地經濟基礎還十分薄弱的情況下，我們黨和紅軍通過廣泛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加和支援革命戰爭，堅持把取之于民作為紅軍經濟保障的一個重要來源，有力地保障了紅軍的生活給養和作戰物資補給，使紅軍和根據地建設得以不斷發展壯大。

　　紅軍離開蘇區開始長征后，由于面對力量幾十倍于我的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重重包圍和圍追堵截，加上沿途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紅軍的生活給養和作戰物資補給遠比根據地時期困難得多。為了更有效地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作戰物資需要，紅軍在長征途中靈活開展各種行之有效的取之于敵的經濟保障工作的同時，還積極有效地開展了一系列取之于民的經濟保障工作。

　　由于紅軍長征沿途中的群眾基礎相對比較薄弱，遇到的具體情況又極為復雜，因而紅軍只得因地制宜地實施取之于民的經濟保障工作，通過不同的方式從當地群眾處籌集和獲取紅軍所急需的物資。一是通過深入的宣傳工作爭取群眾自覺無償援助。1935年2月，中央紅軍進駐云南扎西整編期間，積極向當地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主張，并得到了當地群眾的擁護。扎西人民不僅幫助紅軍挑水、劈柴、煮飯、打草鞋等，而且主動幫助紅軍籌集物資，使紅軍過了一個愉快的新年。二是向沿途群眾采購和籌借糧食等物資。1934年11月7日的《紅星》專門發表了《創造爭取群眾工作的模范連隊》的文章，強調“不強買東西、買東西要給錢”。紅軍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規定的“買賣要公平”原則，積極向當地群眾購買紅軍所需的物資。三是必要時用留憑證方法購買或籌借糧食等物資。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由于敵人向沿途當地群眾散布謠言，惡毒攻擊和誣蔑紅軍，并對當地群眾進行威脅，有時當紅軍到達某些地區時，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一逃而光。當糧食等物資極度匱乏又無法找到當地群眾購買時，紅軍只得采取留下字據等憑證方式購買或籌借物資。1935年7月,當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向松潘北上途中,沿途各地正值收割季節,部隊嚴重缺糧。為了就地籌糧，紅軍頒發了《關于收割番民麥子問題》的通令，規定部隊在其他辦法不能得到糧食的時候派人到番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麥子,且必須將所收的數量、收割原因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家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部隊領回價錢。紅軍采用這種方法在黑水、蘆花等地半月籌糧1萬多斤。毛澤東在談到這次籌糧時指出：“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里拿走的給養。”紅軍采取的取之于民的經濟保障方式及其做法，不僅緩解了紅軍生活給養等困難，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向當地群眾宣傳黨和紅軍的作用。

　　總的來看，長征出發前的經濟保障準備工作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對紅軍戰略轉移舉棋不定情況下開展的，經濟準備工作既要服務于紅軍必要時進行戰略轉移的需要，同時更要服務于當時確立的“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通過紅軍頑強抵抗求得反‘圍剿’戰略形勢上的變更”這一指導方針的需要，因而專門為紅軍長征所進行的經濟保障準備工作并不充分，且缺乏針對性，致使紅軍最后決定突圍離開蘇區進行戰略轉移時顯得十分倉促，不得不采取把一切物資都帶走的保障方式。這種“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致使紅軍部隊的行軍作戰處處被動挨打，使紅軍力量遭到慘重損失。

　　遵義會議后，紅軍徹底轉變“大搬家”式經濟保障工作，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靈活有效的“取之于敵”和“取之于民”等就地取材的經濟保障工作，這些經濟保障工作對幫助紅軍克服沿途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極為艱苦的經濟條件，保障紅軍的生活給養和作戰物資的補給，并最后奪取長征的偉大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啟示我們，為了更好地開展軍事斗爭準備，增強軍隊能打仗和打勝仗能力，經濟保障工作的開展需要果斷和正確的軍事戰略方針作為牽引，需要有效適應軍事斗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需要總結和吸收戰爭實踐取得的成功經驗，需要充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動員與之配合。（杜人淮 曹 超 杜鵬瑞）

　　圖片說明：

　　紅二十五軍在長征路上繳獲敵人的望遠鏡。

　　打四川瀘定橋繳獲的七九子彈。

　　烏蒙山輾轉。（資料照片）

　　蘇維埃紙幣。（資料）

　　長征出發時嶺秀芬大媽送給紅軍總司令部交通隊班長陸慶章同志的銀幣。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紅軍繳獲國民黨的山炮。

　　1934年10月初，紅八軍團奉命撤離到興國縣南端的社富鄉，進行長征出發前的休整。（資料照片）

　　紅軍長征前繳獲敵人的一臺手搖發電機，紅軍總部一直使用到陜北。

　　（本版照片除資料外均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