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為構筑經濟新動能提供了強勁動力，但產業升級新動能進一步釋放仍面臨不少制約因素。當前，應準確把握科技革命驅動產業升級的路徑與規律，從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入手，為產業升級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這是經濟新動能持續發展壯大的關鍵。

　　近年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引發的技術創新浪潮驅動下，我國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帶動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大幅度提高了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不斷釋放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準確把握科技革命驅動產業升級的路徑與規律，為產業升級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是經濟新動能持續發展壯大的關鍵。

　　準確把握新科技革命驅動產業升級的路徑規律

　　第一，要高度重視技術創新的核心驅動作用，把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和擴散應用作為推動產業升級的主線。技術創新，是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新動能釋放的核心驅動力量。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通信、新能源、生物工程、新材料、3D打印等新興領域的技術創新呈現出集群突破、協同共進、融合拓展之勢，帶動新產品新業態新產業加快發展，涌現出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光伏發電、工業機器人等一大批智能、綠色、高端的新產品新產業，為構筑經濟新動能提供了關鍵動力。2017年，我國工業機器人增長68.1%，新能源汽車產量達79.4萬輛，累計推廣應用量超過180萬輛，連續三年位居全球第一。

　　第二，要充分發揮新要素的關鍵支撐作用，把發展知識和信息主導型產業作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點方向。以知識、技術、信息、數據等為代表的知識型新要素，是現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支撐力量。在其支撐下，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持續保持高速增長。2017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4%，快于規模以上工業6.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信息服務業利潤總額占到高技術服務業的80%以上。電子商務、電子支付、共享經濟等一批新業態快速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日益增長的新動能。

　　第三，高度重視智能化、網絡化革命對傳統生產方式、產業組織的創新變革和影響，以“互聯網+”促進產業質效升級。互聯網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促進了智能制造的發展，可重構的智能制造系統能夠實現原料供應、配送管理、機器運行與市場需求之間更加精準的協同和無縫對接，使得生產更加智能化、柔性化，真正實現優質、高效、靈活、低耗、清潔的生產。互聯網創新了產業組織模式，眾包設計、網絡協同研發、協同制造、個性化定制、工業云服務等產業組織創新，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的效率，使得供給能夠在更高層次上滿足客戶的需求。

　　第四，要充分發揮服務要素對制造業價值提升的影響，以制造與服務融合，拓展產業價值升級新空間。服務要素，作為制造業最重要的中間投入，是產業價值提升的重要催化劑。近年來我國制造企業通過增加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服務要素投入，面向客戶需求延伸提供基于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總集成總承包服務、融資租賃服務、在線診斷和支持服務等創新服務內容，進一步延展了產業價值鏈，拓展了價值增值的空間。目前，海爾、三一重工、沈鼓集團等行業龍頭企業已完成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的轉型，其基于制造的服務收入已經占到全部營收的30%左右。

　　第五，要高度重視產業集群建設對產業整體升級的協同和溢出效應，把發展高質量的產業集群作為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載體。我國擁有一批較早融入全球市場競爭、產業配套齊全、富有活力的制造業產業集群，這些產業集群在我國產業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來，憑借長期不斷形成的技術積累和學習效應，在專業化分工、網絡化生產、集群式創新方面不斷取得突破，成功實現了產業整體升級，為區域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新動能。未來，應進一步發揮集群的知識創新優勢、生產網絡優勢、空間集聚優勢，促進高端人才等創新資源向產業集群集聚，進一步創新優化產業組織，促進高水平開放合作，使其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導力量。

　　產業升級新動能進一步釋放仍面臨障礙

　　我國產業升級雖然取得了積極成效，但不同行業、不同區域兩極分化還比較嚴重。對不少企業來講，轉型升級還面臨信心不足、資源缺乏、環境欠佳等問題。

　　一是市場自發驅動產業升級的體制機制不健全。產業升級的過程本身,也是以創新為引領的資源要素再優化配置的過程。在有些領域，因過高的行業準入門檻、地方保護主義、行政性壟斷、管理體制僵化等,導致資本、技術、人才、管理等要素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流動性不足，創新資源和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高。一些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市場化退出機制不健全，資源要素再優化配置遭遇阻礙。部分資源能源價格市場化程度不高，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現代市場體系不完善，影響了產業升級內在驅動機制作用的發揮。

　　二是企業自身積累和外部支撐不足。首先，部分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缺乏新產品開發和新業務拓展所需的大量資金投入，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獲得間接融資方面存在不少困難。其次，多數科技資源集中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真正有研發實力的企業并不多，一些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缺失，使得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受到嚴重制約。再次，高端人才缺乏，特別是缺乏能夠引領企業轉型升級的創新型企業家、創新型技術領軍人才以及高層次復合型人才。

　　三是有利于新產業新業態健康發展的產業治理體系尚未形成。目前，我國在無人機、無人駕駛汽車、民用衛星、互聯網金融等新產業新應用的準入規范方面還不健全，其推廣應用仍受到一些政策法規的制約；大數據、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健康規范發展，缺乏成熟有效的法律法規指導，無法從信息保護、交易規則、監管治理等方面為其保駕護航，以至于阻礙了新動能的有效釋放。

　　四是傳統產業運行的成本負擔重、產業升級壓力大。盡管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了簡政放權的力度，但是管制多、辦事難，隱形收費、變相收費等問題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加之融資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工成本等綜合運行成本偏高，進一步增加了轉型升級的壓力。長期以來，企業融資成本、全社會綜合物流成本一直偏高，進一步擠壓了傳統產業的利潤空間，這些都有待于通過改革創新加以解決。

　　加快完善產業升級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當前，我國亟待從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入手，為產業升級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一是要進一步深化簡政減稅降費的改革，持續降低企業綜合性成本。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為各類經營主體營造平等寬松的市場環境；進一步規范涉企收費并實施普惠性降費。多措并舉，實施產業升級導向的降成本措施；深入推進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等壟斷性行業的改革，進一步降低企業用油、用電、用氣、用網、物流等成本。

　　二是加快完善產業升級的政策體系，引導創新要素向產業升級的重點領域集聚。以產業技術政策為核心，提升產業升級基礎能力，加大對各領域創新和技術改造升級的普惠性支持，持續加大對戰略前沿領域的研發支持，完善財政支持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創新的體制機制。加強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務機構和技術市場建設。加強對企業新技術、新產品、新成果導入階段的金融支持，加強技術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深層次互動。完善針對傳統領域、欠發達地區產業升級的支持政策，加強科技、人才、金融等資源的整合與服務對接。

　　三是健全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以制度建設倒逼產業升級。進一步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落實產業政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加大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力度。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力度，提高侵權的代價和違法成本，為企業持續創新提供透明的、可預期的政策環境。強化標準體系的引導和約束作用，以技術標準、能效標準、質量標準、安全標準、環境標準等倒逼產業提質升級。持續推進僵尸企業退出，完善落后產能退出的市場化、法制化長效機制。

　　四是堅持鼓勵創新、審慎包容的原則，為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保駕護航。加快推進人工智能、無人駕駛、數據產權保護、個人信息保護等方面的立法，以法律先行，為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暢通路徑。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加快推進面向新興業態的監管模式改革。加快健全和完善無人機、無人駕駛汽車、共享出行、互聯網金融等行業準入規范，建立健全符合新業態新模式運行規律的監管體系。

　　五是健全寬領域、多層次的產業升級公共服務體系。支持面向產業集群和重點行業的產業升級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支持建設一批產業升級技術轉移服務平臺，為企業引進國外成套成熟的技術及本土先進技術轉移交易等提供支撐。加強工業互聯網、工業云服務平臺等面向未來的先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升產業升級的信息能力。完善企業“走出去”公共服務體系，支持企業“走出去”中介服務機構的發展，健全和完善“走出去”信息發布、風險防范、投融資、海外并購、法律咨詢等綜合服務。支持企業面向全球整合資源和布局產業鏈，聯合開展研發和創新活動，推動我國產業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實現升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李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