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所高校在人才招聘公告中明確提出無“非升即走”要求，引發廣泛關注。當“去非升即走”成為新的風向，“非升即走”真的要退出歷史舞臺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又將走向何方？

“非升即走”是指新聘教師需在聘期內達到考核要求，晉升到高一級職稱，否則就得走人。這一制度源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清華大學率先引入“非升即走”，意在打破高校“鐵飯碗”，用競爭激活學術生產力。其后，國內諸多高校紛紛跟進。數據顯示，很多高校的科研產出在實施該制度后有較大幅度增長。

然而，高產出也伴生高爭議。一是評價標準失衡。晉升標準過度依賴論文數量和項目級別，形成“唯論文”“唯帽子”導向，同時教學、社會服務等職能被邊緣化；二是淘汰壓力過大。有的高校聘期淘汰率超過90%，1個編制要招來10多位博士“賽跑”，被質疑“割韭菜”，還有的高校“臨時漲價”，中途改變聘期前約定的晉升標準，教師們永遠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能達標；三是學術生態扭曲。部分高校對青年科研人員“重考核輕培養”，以“數”代評，以“走”代管，這會催生大量“短平快”研究，甚至滋生數據造假、論文掛名等學術不端行為。

博士生過剩、高校崗位飽和是全球現象，并非中國獨有。據統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博士學位持有者的數量在1998年至2017年間幾乎翻番，并在隨后的幾年里持續增加。而在中國、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博士增長趨勢更為迅猛。這種現象，是目前科研崗位競爭激烈的根源。

終身教職“僧多粥少”，不少博士拿著低工資干了幾年就“非升即走”。一些博士不愿離開科研崗位，在不同高校做了一站又一站博士后，一站2年至3年，直至成為“千年老博后”。《自然》雜志2020年對全球博士后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48%的受訪者博士后研究已超過3年，30%的受訪者已做了2輪至3輪博士后，甚至有人做了6輪至7輪博士后。

美國哈佛大學是“非升即走”制度的起源地，也曾因該制度錯失英才。美國科學家維克托·安布羅斯，就曾因研究過于“超前”，未能在哈佛大學拿到終身教職，轉投其他高校繼續其研究，2024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非升即走”制度并非一無是處。建立“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機制，依然符合高校發展需求。但要讓其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改革與完善。多所高校高調取消“非升即走”，不是回到“大鍋飯”，而是對異化現象的集體糾偏。競爭可以有，但不應只剩競爭。從“淘汰焦慮”到“護航成長”，拐點已至。

“非升即走”制度到了該改革的時候。評價標準要從“唯成果”轉向“多維度”，讓課堂質量與論文質量同登天平。聘任期內要從“一考定去留”轉向“全過程護航”，讓足額啟動經費等扶助措施成為青年教師啟航標配，并設置中期診斷、延期考核等柔性環節提供試錯空間。考核結果要從“學校獨斷”轉向“陽光申訴”，建立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校外同行、學生共同參與的多元評聘體系，并配套透明申訴通道，防止“暗箱”與“偏見”。走后的去向要有社會保障托底，職業年金、人才流動市場、跨行業再就業培訓等配套要跟上。博士招生要有頂層規劃，工、醫、商、法等應用性強的學科可適度引導市場化就業創業，文、理等基礎學科博士擴招需更加審慎。

真正具有顛覆性的原創研究，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從容。當“非升即走”升級為“成長即留”，青年教師不再被倒計時驅趕，而是被夢想點燃，中國高校才能在全球人才競爭中贏得長遠未來。（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佘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