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走向共同富裕更需社會保障體系的堅實支撐。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優化更可持續。如何持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哪些領域是關鍵突破口？

與經濟增長同頻共振

社會保障作為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制度安排，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此基礎上，公平性問題和民生底線保障需求愈發突出。

浙江大學教授金維剛認為，“十五五” 時期需進一步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通過有效政策措施縮小不同群體、地區間的養老金待遇差距，增強制度公平性；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強化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切實履行托底保障職能。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立雄建議，以“一老一小一殘”為重點保障對象，在條件成熟時逐步擴大覆蓋范圍，精準對接民生需求。

“社會保障必須與經濟增長同頻共振。”浙江大學教授何文炯認為，應通過強化反貧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提高農民養老金和城鄉居民醫保待遇，筑牢社會穩定根基；優化社保基金管理，適度減輕企業繳費壓力，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增強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在穩預期、擴內需中的關鍵作用，實現民生改善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

近年來，我國民生支出規模已超過大多數新興工業化國家水平，但也面臨經濟增長放緩與財政壓力加大的雙重挑戰。南京大學教授林閩鋼表示，應合理把握投入強度，在確保民生支出只增不減的前提下，優化支出結構，平衡養老金等剛性支出與兒童、家庭等領域的社會投資關系，形成“在惠民中發展、在發展中惠民”的良性循環。在四川大學教授蒲曉紅看來，保障水平要充分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和地區發展差異，將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在經濟和財力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之上。

主動適應社會變革

當前，我國正面臨人口結構變化、就業形態轉型等一系列社會變革。南京大學教授童星認為，要識變、應變，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升效能。

在復旦大學教授封進看來，當前養老保險依賴財政補貼的空間日益受限，疊加少子化、老齡化加劇的人口結構變化，創新籌資模式勢在必行。

社會保障體系還可在調節收入分配、應對技術變革和健全制度設計等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武漢大學教授張奇林認為，社會保障作為重要的調節工具，需要改革存在“逆向調節”的項目，比如推動醫保籌資標準與居民收入掛鉤，避免加重中低收入群體負擔。“既要推動人工智能等技術在養老、殘疾照護等社會保障服務中的應用，也要通過教育培訓解決新技術帶來的就業結構性矛盾。”張奇林說，應盡快總結提升在“十四五”時期經試點已相對成熟的制度，形成全國統一方案并推廣實施，加快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以長護險為例，自2016年啟動試點以來，其在探索多元籌資、建立服務分工體系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不過仍存在覆蓋范圍有限、籌資渠道單一、服務供需失配、待遇給付失衡及照護人力不足等短板。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張思鋒建議，加快長護險全國性立法，統一服務標準與規范，建立獨立、多元的可持續籌資機制，并促進商業長護險發展作為有效補充；重點發展社區與居家護理，明確醫養邊界與轉介機制。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當前，勞動力在城鄉、區域、新舊業態之間的流動仍存在諸多堵點，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銜接不暢、教育資源分布不均、新業態從業者社保覆蓋不足等，影響人口合理流動與公平發展。如何通過制度優化助力社會流動，成為“十五五”時期社會保障建設的重要課題。

針對不少新業態從業人員面臨參保率低、權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廈門大學教授高和榮分析，問題核心并非勞動者參保意愿不強，而是制度設計與新型就業特征不相適配，亟需采取前瞻性改革舉措。“社會保障功能要從提供托底保障的‘安全網’，升級為促進個人發展的‘彈簧床’，實現從風險補償向能力建設的轉變，保障內容也應從物質支持拓展至身心健康、公平機會、公共服務等全方面福祉，治理邏輯更要從強調權利義務轉向推動社會善治。”

制度的持續優化能夠有效提升社會流動性，進而促進社會公平與人民生活質量提升。受訪學者認為，未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需要從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強化教育公平，健全醫療、養老、住房等基本保障體系，簡化養老保險轉移流程，擴大醫保異地結算范圍等方面持續優化調整，構建更加公平、可持續、有效率的社會保障體系。（經濟日報記者 敖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