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從何處發力？服務業擴大開放將如何重塑市場格局？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外貿企業如何進一步拓市場、增訂單？圍繞上述熱點經濟問題，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資深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魏建國近日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專訪。

全國統一大市場關系你我生活

記者：“十五五”規劃建議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縱深推進，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持續顯現”列為主要目標之一。如何看待全國統一大市場帶來的發展機遇？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從何處發力？

魏建國：把全國統一大市場看成“暴富機會”，是過于簡單化、功利化的解讀。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本質上是一場深刻的系統性改革，并非一張能讓人瞬間“逆天改命的彩票”。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讓資金、技術、人才、數據等生產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動”起來、“轉”起來、“跑”起來。這些生產要素在“跑”的過程中，要實現最佳配置，達到“投入最小、產出最大、效益最優”的目標，還要創造更高的價值，實現“1+1>3”甚至更好的效果。

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生產要素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我國縱深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速度將比西方國家更快。

當前階段，我們要將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使國內市場生產要素實現最佳配置和價值升級。我們要在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地區等城市群，特別是上海、廣州、深圳、天津等大城市率先試點。以上海為例，要分兩步走，實現從“中國大碼頭”向“世界大碼頭”的角色轉變。第一步，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成為國內要素配置樞紐；第二步，立足全球格局，吸引全球生產要素來華優化配置，讓更多的跨國公司、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看到，在中國投資能做到最少的投資、最大的效益，從而使中國大市場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鏈主”與主引擎。

下一步要按照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部署，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步伐，讓廣大消費者享受更多的實惠和便利，讓勞動者擁有更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讓創業者享受更高的市場效率，讓投資者獲得更優化的資源配置。

可以說，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一項利在千秋的系統工程，將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這種國家的大發展，最終也會惠及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張開雙手去擁抱它，并積極投入、為之奮斗。

順應需求變化大力提振消費

記者：當前，制約消費的堵點痛點有哪些？如何實現“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魏建國：一些專家學者認為當前提振消費需要政府發錢，我不太認同這種觀點。我們分析當前的消費問題，不能簡單地將消費不足歸結于老百姓沒錢。我認為，這背后主要存在三種制約因素：收入因素、結構因素和消費環境因素。

其中，收入方面，一方面要穩步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也要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結構方面，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不匹配的問題需要引起重視。我國已經進入后工業化社會，速度比其他國家快，但消費型社會的進度相對滯后，產業結構與消費需求脫節，不能充分滿足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消費環境方面，一方面，老百姓在養老、醫療等方面支出壓力較大。如果老百姓把錢包捂緊，那是對未來沒有信心的表現。另一方面，我國消費信貸余額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消費信貸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此外，房地產市場對其他消費品市場產生“擠出效應”，房貸壓力也會抑制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

對此，“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這為下一步大力提振消費指明了方向。

我國外貿成功完成“系統升級”

記者：面對美國政府關稅威脅等不確定因素，我國外貿為何能保持強勁韌性？

魏建國：今年前10個月，面對美國的關稅威脅等不確定因素，我國外貿之所以能展現出強大的韌性，是因為中國外貿已經成功完成一次深刻的“系統升級”。

第一，市場結構從“依賴型”升級為“多元型”。“一帶一路”倡議深化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紅利快速釋放，有效彌補了歐美市場疲軟以及美國“關稅大戰”所造成的損失。中國緊緊抓住了RCEP這個全球最大自貿區的生效階段，顯著降低了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影響，促進了區域產業鏈、供應鏈整合，加速了投資和貿易的自由流動。

第二，產品結構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升級為“高、新、綠、數”技術密集型。中國產品實現了從“價格優勢”到“不可替代性”的質變，當產品具有技術領先性和不可替代的供應鏈優勢時，高關稅所帶來的成本壓力可以被產品本身的價值所消化，市場剛性需求持續穩固。

第三，商業模式從“跟單”升級為“領創”。遍布全球的中國跨境電商連接著全球消費者，這種“小單快跑”的模式減少了中間環節的費用，抗風險能力更強，也更能適應當前市場的需求。我相信，未來5年中國跨境電商將迅速發展壯大，并將引領全球消費市場的發展。

第四，民營企業成為穩定外貿的“主力軍”。民營企業機制靈活、市場嗅覺敏銳，是當今中國外貿最具活力的主體，進出口已超過我國外貿總值的50%，成為穩外貿的“壓艙石”。

記者：過去幾年，中國外貿出口“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表現亮眼，但同質化競爭加劇、無序價格戰等問題不容忽視。各地該如何科學規劃產業布局？

魏建國：各地產業布局要避免出現“一哄而上”的盲目跟風現象，關鍵要下好以下三步棋：

第一，強化頂層設計。明確不同地區的產業定位與分工，像城市規劃那樣，明確土地用途，劃好“紅線”，防止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第二，加強區域協調發展。我國各地產業優勢不同，在發展過程中，要通過產業鏈分工和協作形成優勢互補，而不是想著當“山大王”。

第三，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避免低層次“價格戰”，企業必須加大技術創新，提升產品的性能，實現“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同時還要做好未來戰略部署，瞄準綠色、環保、節能發展方向，推動產業鏈優化和產業集群發展。今后國家間的制造業競爭，將不再是單一產業鏈的競爭，而是產業集群的競爭。要通過上下游企業集聚，實現規模效應與協同效應的“1+1>3”。

服務業擴大開放重塑市場格局

記者：“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準入和開放領域。這將如何影響未來市場發展格局？

魏建國：這一表述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即中國政府正致力于通過更深層次的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服務業擴大開放不是簡單商業模式的提升，而是對未來20年至30年中國市場格局，包括企業運營、百姓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的一次深層次改革。可以預見，未來中國服務業的競爭將會更加充分、激烈。

在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過程中，各級地方政府要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要在金融服務、數字經濟、前沿科技、醫療衛生等領域平衡好開放和安全。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闖過層層關口，把中國建成世界服務貿易強國。

中國在“國際談判桌”上更有底氣

記者：近年來，中國大豆、鐵礦石大宗商品交易展現出強大的供應鏈韌性。從過去被動接受定價，到如今主動塑造新秩序，為何中國在談判桌上更有底氣？

魏建國：這種“底氣”，標志著中國已從過去全球化的被動參與者，轉變為WTO核心規則的主動塑造者。中國通過國家戰略引領、全產業鏈布局和系統風險對沖，來構建可持續、抗沖擊的供應鏈“救生艇”。

這一套“中國式解題模式”，正在被復制到更多關鍵戰略資源領域。它們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關乎國家發展的安全底線。

我相信，未來全球大宗商品的格局將不再是單純的“賣方市場”或“買方市場”，而是轉向由中國市場需求與戰略智慧重塑的多極、包容、平等、共贏市場生態系統。

記者：如何看待安世半導體事件的啟示意義？未來中國企業若遭遇不合理貿易限制該如何應對？

魏建國：近期在安世半導體的事件處置中，中方展現出在應對他國無理挑釁和制裁的時候，一方面既能采取堅決措施維護本國企業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又能兼顧全球供應鏈正常穩定的大國負責任態度，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贊譽。

安世半導體事件主要有以下三點啟示：

第一，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安世半導體生產的雖然是基礎芯片，但是在汽車、電子等領域卻是不可替代的產品。這一事件曾一度令德國大眾、日本豐田等國際知名車企陷入停產危機。這一事件也強烈警示了西方國家，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將半導體供應鏈“武器化”的做法必將反噬自身經濟。

第二，展現了中國的維權決心與供應鏈掌控力。任何對中國企業的無理制裁都會受到中方的對等反制。這一次中方采用了對等反制和靈活豁免相結合的手法，一方面對安世半導體實施了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為保障民用領域供應提供了豁免通道，這表明了中方在反擊無理干預的同時，也承擔起了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的大國責任。

第三，提供了“企業主體”原則爭端解決模式。此次在中歐高層會談中，雙方一致同意安世問題解決應由企業主導。這為此類跨國企業治理糾紛的解決提供了一條具有可行性的思路，即產生摩擦和矛盾不可怕，盡可能通過商業協商而非政治對抗來化解危機。對話是首要的，爭議雙方盡可能減少各自的損失，求得各方利益平衡和利益最大化，將成為共識。

今后中國企業若遭遇不合理貿易限制，建議采取兩個方面的應對策略。第一，今后面對歐美西方國家以安全為借口的限制、制裁以及其他干預，中國企業和政府可以毫不猶豫地構建一個多維度應對體系。第二，要借助國內反制裁法律體系。中國企業可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在國內法院對這些外國歧視性限制措施的主體提出訴訟，提出停止侵害并賠償損失的要求，同時積極在海外尋求司法救濟。來自法律、企業和政府三個層面的這一套“組合拳”，將更有效地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中國經濟網記者 馬常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