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我和學生一起去浙江義烏開會。會議地點是“幸福湖國際會議中心”，有著歐式建筑、巨大的草坪和一眼望不到頭的人工湖。唯有湖邊立著的英文招牌“I Love Yiwu”，讓我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開會的那天是個好日子，有3個大廳同時舉行婚宴。我和學生穿梭在酒店走廊里，把每個婚宴都細細觀察了一遍。有的明顯很豪華，場面宏大，新娘穿得就像美劇中的主人公，年輕人是西裝紗裙，中老年選新中式的較多；有的則明顯更貼地氣，坐滿鄉親鄉鄰，那邊還沒吃完，這邊已經在打包。當然還有中間派，位于豪華與接地氣之間，兩邊的氛圍都沾一點。

同一家酒店、同一個傍晚，3場婚禮像被壓縮在一個鏡頭里的三層世界：有的是面向“城”的，一切力圖對齊我們熟悉的國際婚禮圖像；有的是面向“鄉”的，人情往來才是主角；還有的徘徊在二者之間，一邊想把日子過得體面，一邊又離不開熟悉的那套吃飯打包的節奏。站在走廊向里看去，你幾乎能一眼看到今天中國很多年輕人的處境。

“你的婚禮是怎樣的？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婚禮？”這是我在做青年婚禮消費訪談時最常問的話。過去幾年，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在這樣的田野調查中，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印象是：對這一代青年來說，婚禮早就不是照本宣科的“一次性大戲”，而更像是一塊塊被拼起來的生活切片——在預算表、房貸、生育計劃與父母期待之間，他們把“面子”與“里子”、“傳統”與“現代”拼貼在自己的婚禮實踐中。

婚禮首先是一個需要精算的“生活項目”。

幾乎所有的受訪青年都在講預算。他們把婚禮放進“夫妻生活項目”的總表里，與房貸、生育、父母養老、職業轉換并列衡量。一個男生坦白說，戀愛時學電視劇準備過一次驚喜，效果并不好，“后來我明白了，浪漫可以有，但不能讓生活塌方”。另一對在廣州工作的夫妻，不擺酒、不組車隊，領證當天買了束花，和父母吃飯、和朋友小聚。他們把省下來的錢明確標注為“未來買房啟動金”。還有人干脆不買鉆戒，換成日常能佩戴的金戒指：“形式的東西我們看得沒那么重。”

與預算同樣重要的是協商。婚禮是兩代人價值觀直接碰撞的現場，卻也是彼此試著換位的時刻。在不少家庭里，父母主動把主導權交給孩子：“你們喜歡就好，我們幫忙打下手。”也有家庭仍然強調“按鄉里的規矩來”。青年并非被動接受，他們會把自己認可的傳統“抽取”出來——敬茶、拜父母、長輩致辭被保留并放大；而帶有羞辱意味的“鬧洞房”、勸酒、過界的游戲，被干凈利落地刪掉。曾有一個新娘在河南老家婚禮上感到失落，便報名參加了南方城市的集體婚禮：統一的簡潔禮服、集體宣誓、植樹、與父母合影。她并未否認老家婚禮的意義，而是用另一種公共服務提供的儀式，去修復屬于自己的儀式感。

彩禮與“面子”常常是輿論里的焦點，但在田野里，我也反復遇見“彩禮返還子代”的路徑。有人用一筆高于當地水平的彩禮，向女方父母表達尊重與承諾；而這筆錢最后又以嫁妝、家具或直接轉賬的方式流回新人，用作“新家基金”。錢在兩個家庭之間流動的同時，意義也在重寫：它不再只是“買賣”的證據，而更像一種關系的聲明——我愿意，也有能力，為這個新的家庭承擔。

數字平臺在今天的婚禮里扮演著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它提供了幾乎無限的“素材庫”：從領證穿搭、捧花選擇，到“教堂婚禮怎么做”“戶外派對踩坑合集”，新人隨手就能檢索到攻略；另一方面，它也帶來美學上的“模板化”。清新色調、露營風、朋友吐槽大會、樂隊助興，這些元素被一遍遍復制，又在不同人手里被改裝。有個女孩把自己稱作“拼多多女孩”，她驕傲地展示如何用低成本的“平替”拼出好看又實用的布置：喜糖袋、桌卡、簽到臺、背景布，都是親手挑選。平臺把新人從“被婚慶打包”的客戶，變成“參與設計”的策劃者。

回望義烏那座“幸福湖國際會議中心”，舞臺上的3場婚禮，把城市與鄉土、體面與樸素、夢想與算計擺在同一面鏡子里。這不是單純的對比，而是現實的并置。很多時候，青年在其中做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像拼貼一樣，取用、替換、疊加，直到找到一個讓自己和家人都能接受的版本。

所謂的“拼貼”，其實是青年在巨大的社會變遷夾縫中，努力尋找安身立命之所的一種生存智慧。他們既不想徹底切斷與鄉土傳統的血脈聯系(因為那里有父母的情感支持)，又渴望在原子化的城市里建立屬于自己的現代小家庭(因為那是他們未來的歸屬)。

我愿意把“拼貼”看成一種能力，也是一種溫和的抵抗。它讓青年在不撕裂關系的前提下，為自我表達開一條縫；也讓婚禮從“被安排的儀式”慢慢轉向“自我呈現的場域”。當然，拼貼并不能消除所有的矛盾。房價、就業、育兒成本，會繼續壓在許多人的預算表上；平臺的同質化會繼續挑戰“做自己”的邊界；某些地方的性別不平等與羞辱性的婚俗，仍需要明確地說“不”。但正是在這些縫隙與拉扯當中，我們看見一代年輕人的努力方向：他們不愿讓婚禮成為生活的負擔，也不愿讓它空無意義。

(作者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裴諭新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