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讓亞洲文學重放光芒（文學聚焦）

　　在學術上，亞洲文學有時又被稱之為“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相對應。本文所指的亞洲文學，指的是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南亞和西亞、中亞等廣大亞洲、非洲地區，在漫長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所產生的各種文學作品、各類文學題裁以及豐富多樣的文學風格。

　　文學直接脫胎于文化與文明，因此亞洲文學具有濃厚的亞洲文明特色，即亞洲文學是亞洲智慧、亞洲價值和亞洲精神的鮮活載體。概括起來，亞洲文學大體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亞洲文明中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倡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是統一的，個體的生命歷程就是要獲得這種統一。中國古代先秦哲學中有“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概念，古印度哲學中有“梵我合一”的倡導，阿拉伯文化中則有“親近真主”之說，雖然所用表述的概念不同，但主旨都是將人視作自然萬物的一份子，“順天以和自然”，主張彼此和諧共處、共生。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文學中的突出體現，就是亞洲文學特別偏愛大自然的題材，從來沒有哪一個文化中的文學像亞洲文學這樣有這么多的山水詩、詠物詩。山川草木、花鳥蟲魚、風霜雨雪等自然萬物，都是亞洲作家直抒胸襟的對象。從中國二千年前《詩經》中的“荇菜”“木瓜”“卷耳”，唐詩宋詞中的風、霜、雨、雪，春、夏、秋、冬，到印度文學作品中“海洋”“沙漠”“山嶺”“日月初升”都是詩人吟誦的對象。波斯人珍愛薔薇，甚至將薔薇升華為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汗水凝成，偉大的阿拉伯作家紀伯倫的詩作就直接以《薔薇園》命名。

　　在亞洲文學中，大自然不是人類的敵對力量，甚至不是探索研究的對象，而是與之平等對話、精神溝通的媒介。因此亞洲文學的表現形式多以抒寫人類個體精神體驗為主，充滿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直覺和精神體驗中，完成內心的修煉和個體的道德升華。從中國古典文論中“詩言志”，到莊子提倡的“靜觀玄覽”，再到中國源遠流長的“詠志”詩詞，都表現了亞洲文學描寫主觀真實的審美特征。

　　印度佛教中提倡個體修煉的“頓悟”，因此印度文學中“頓悟”傳統在亞洲地區影響深遠。佛教傳入中國之后，這種精神自省的“悟”也深深影響了中國文學家，中國詩歌史上自成一派的“禪詩”，絕大部分描寫的就是這種內心修煉的過程。特別是印度文論中所倡導的“韻”，對于中國詩歌音韻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印度古典文論《韻光》中認為，“詩的靈魂是韻”，這個“韻”指的就是詩歌字面含義背后的引申意義，這個引申意義就是詩人表現的主旨，這個主旨需要體驗而不是解釋。

　　十分遺憾的是，亞洲文學中這種基于天人合一宇宙觀，強調人與自然和諧，追求普遍統一，主張彼此共處、共生的文學審美特征，長期被一些西方中心主義者解釋為“神秘的”“愚昧的”，甚至亞洲文學就成為“落后的”“野蠻的”代名詞。偉大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在100多年前就說到“在東方，我們不必追求細節，不必看重細節，因為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普遍的靈魂。東方圣人為尋求這一靈魂而靜坐沉思，東方藝術則通過藝術與圣人一起實現這一靈魂”。（曹順慶主編《東方文論選》，四川人民出版社，第82頁）。

　　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

　　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相聯系，亞洲文明中將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關系推及人類社會。即維系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和諧關系為至善，而達到這個至善的路徑是個體自身道德養成與社會倫理的遵守。

　　因此亞洲文學倡導教化和引導。中國漢代編刻的《毛詩序》就明確提出，詩的作用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文以載道”成為數千年中國文學史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印度最早的文論《舞論》就提出“戲劇（泛指各種文學）將導向正法，導向榮譽，導致長壽，有益于人，增長智慧，教訓世人”（來源同上），這種文學觀念也使印度文學中不僅出現了《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宣言正法思想的作品，也有《五卷書》《三百詠》等智慧文學、訓誡文學作品。在近代，亞洲文學中涌現出大量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如反映中華民族站起來強起來的“抗戰文學”“革命文學”“改革文學”等都是“文以載道”傳統的薪火相傳。在印度的近代文學中，也出現了用詩歌反對戰爭、反對侵略和殖民統治的作品。如泰戈爾早在1881年就寫過《死亡的貿易》，譴責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的罪行。當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時，泰戈爾多次發布公開信和詩詞，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如諷刺日軍在佛寺祈禱侵華戰爭勝利的行為時，寫了《敬禮佛陀的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惡嘴臉。

　　阿拉伯文學的詩論強調，“僅有優美的詞藻，而沒有好的內容，那是有缺陷的，有如一首令人著迷的歌曲，應當是內容好，又詞藻優美再配以動聽悅耳的曲調”（來源同上）。古代阿拉伯文學中涌現出了很多的“勸世詩”，近現代阿拉伯文學中，也出現了大量反映反對西方大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征服和滲透阿拉伯文化的文學藝術作品。

　　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是亞洲文學中最為鮮明的一個特色。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盡管文學題裁、風格、主題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但亞洲文學從來沒有大規模出現過單純的“娛樂文學”“色情文學”。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定位與職責一直處于教化和引導，正是這一點，亞洲文學鮮明地區別于西方文學。

　　多元開放的文學環境

　　亞洲文學或者說東方文學所處的地理位置，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三大文化中心和五大宗教的搖籃和發源地，也是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因此可以說，多元發展、交流開放是亞洲文明、亞洲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征。亞洲文學也長期處在這樣一個文學環境之中。

　　眾所周知，西亞兩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發展最早的地區，文字、天文、法律、數學、雕刻等都達到了一定的文明水平。在巴比倫、蘇美爾、埃及等多種文明的相互交流中，誕生了今天的希伯來文學。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阿拉伯文化成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流發展的中介。中華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阿拉伯世界、并經由阿拉伯地區傳播到西方世界。印度佛教對于東亞文化圈的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例如梵文傳入到中華大地，促進了中國詩歌音律的規范化。

　　特別是在今天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同時并存著印度文化、中華文化、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各種文學流派和文學創作，集中在這一地區多元發展。亞洲地區的人們，既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四大名著，也接受好萊塢電影大片，還能夠欣賞具有濃厚印度教特色的戲劇《沙恭達羅》演出。可以說，多元發展，交流開放，是亞洲文學的特征。正因為如此，在亞洲文學中，沒有定于一尊的文學流派，也沒有因為唯我獨尊而導致文學沖突的主張。

　　總之，亞洲文學是根植于亞洲文明的產物。理解和認識亞洲文學，需要從天人合一宇宙觀、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和多元發展、交流開放的文學環境等多個層面去理解闡發和發揚光大。

　　（本文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