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民營經濟和高質量發展】

　　核心觀點：全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大都是當年農村改革的產物。生長于斯，成長于斯。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中，沒有民營經濟的發展，沒有民營企業的成長，很難畫出美麗的畫卷。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又為民營經濟發展，為更多新型鄉村民營企業成長，創造了一個比起當年更加廣闊的空間和絕好的機遇。

　　筆者在參加“新時代民營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活動時，對貴州、湖北、重慶、江蘇、浙江五省采訪中，每每會提醒媒體記者，把民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鄉村振興發展，需要民營企業助力賦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會讓民營企業得到新的成長。

　　五省的集體采訪，印象最深的是，民營經濟與鄉村發展是命運共同體。民營企業大都來自鄉村，民營企業家更是當年創業的農民。他們來自鄉村，現在又是鄉村振興的決定性力量。

　　放眼望去，全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大都是當年農村改革的產物。生長于斯，成長于斯。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中，沒有民營經濟的發展，沒有民營企業的成長，很難畫出美麗的畫卷。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又為民營經濟發展，為更多新型鄉村民營企業成長，創造了一個比起當年更加廣闊的空間和絕好的機遇。

　　鄉村振興的最大引擎是城鎮化。五省采訪活動恰好印證了這個邏輯和觀點。

　　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來自民營企業。五省采訪中的所有民營企業，都為轉移出來的鄉村居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如江蘇蘇寧集團員工有23萬人之多，貴州“老干媽”集團僅安排貧困地區勞動力就達幾萬人之多，湖北卓爾集團下的漢口北國際商品交易中心帶動社會就業約10萬人。

　　全國已經連續10年每年城鎮化率提高1個點，若把每年安排大學畢業生就業算進去，民營企業每年要解決一千至二千萬的就業崗位。因為有了民營企業的強大就業崗位的支撐，才有鄉村轉移出來的居民在城鎮里的生活，同時也為鄉村振興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沒有城鎮化率的提高，就沒有鄉村農民的轉移出來，也就談不上更多農村小康社會的實現。在農村脫貧致富奔小康中，占70％以上的工資性收入，可謂是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特別是貴州省民營企業在總量并不很大的情況下，挑起扶貧攻堅的主力軍重擔。全省幫扶民營企業數達5064家，參與幫扶企業數居全國前列；幫扶5738個村，幫扶貧困人口總數達121.3萬人；投入資金208.6億元。在貴州扶貧攻堅主戰場上，貴州民營企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

　　在采訪記錄中，留下江蘇無錫雙良、紅豆兩家大型民營企業的筆者手記，“在民營企業紛紛離開鄉村的大背景下，這兩家上市民營企業卻仍深深扎根在鄉村，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扮演著決定性的支撐作用。這是一個很好的新聞視角”。

　　筆者對江浙一帶的民營企業比較熟悉。當年的鄉鎮企業可謂是紅紅火火，由此興起來的市場更是星羅棋布。一個鄉鎮企業，一個鄉村市場，開啟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革命，開啟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把城鄉經濟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是筆者眼中的一位有思想、有理論、有文化的企業家，在采訪他中，他的一番話回答了我的疑惑：“有一種家鄉情懷始終在敲打著，紅豆企業依托東港鎮發展興旺起來。全鎮十萬多人口，60%以上的居民家都有紅豆的職工。東港鎮也因紅豆企業成為一個繁華的小城市”。筆者在這個小城市，找到了城市標配的現代、時尚潮流的基本元素，更是看到了紅豆企業的重要符號和價值。

　　雙良集團所在的利港鎮也是如此。這個曾稱為江陰的“西伯利亞”，因為這家大型民營企業的發展，興起一座新型城市。一個企業因一個鄉鎮而成，一個鄉鎮因一個企業而興。筆者看到兩個企業與兩座小城的命運共同體，深深感悟到在鄉村振興中，民營企業與鄉村振興是相互并存促進和共同成長繁榮的關系。

　　城鎮化率已經達到近60-70％的背景下，鄉村從未有過如此廣闊空間和資源集聚的優勢擺在那里。這里具備民營企業發展成長的所有條件、資源和環境。在交通網、互聯網、物聯網融合發展程度都很高的當下，產業、企業、市場發展的基本要素，鄉村的條件優勢和資源集聚日益凸顯出來。如果民營企業都能像無錫兩家企業那樣，深深扎根于鄉村，布局鄉村來發展成長，鄉村發展就會進入快車道，民營經濟更是會實現高質量的發展。

　　這次五省采訪，讓筆者對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的大趨勢充滿著期待。近日慶元縣的連片空心化鄉村振興課題調研，更加堅定了這一大趨勢將會對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根本改變。（浙江報業協會副會長 徐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