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辦一張電話卡，營業廳竟要求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這合理嗎？”近日，一則消費者投訴引發社會廣泛熱議。記者調查發現，同一運營商在不同城市的執行標準差異顯著，宛如一場“地方秀”——有的僅需身份證即可辦理，有的卻要求無犯罪證明、工作證明、預存千元話費，甚至審核房產證或營業執照。為何辦卡需跨越如此多門檻？多家營業廳工作人員解釋稱，此舉是應反詐工作要求，但具體依據無法明確說明。（11月4日《湖南日報》）

　　反詐工作本應如一道堅實屏障，守護社會安全，理應獲得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然而，將其與辦卡強行捆綁，卻使這道屏障變了味。運營商通過增設各類證明，將本應自身承擔的實名審核責任轉嫁給消費者，暴露出權力越位背后的懶政思維。要求無犯罪記錄證明，無異于在消費者頭頂懸起“有罪推定”之劍，背離“無罪推定”的法治精神，使辦卡過程蒙上不公陰影。

　　更令人困惑的是，同一運營商在不同城市“看人下菜”，標準混亂如麻。南昌某運營商要求提供證明，而其他城市僅需身份證，這種隨意性使反詐政策淪為營業廳的“土政策”，公共服務規范性蕩然無存。

　　預存話費、審核房產證等要求，更凸顯商業利益與公共責任的嚴重錯位。電話卡實名制本為網絡安全筑起的防線，卻成了運營商捆綁消費的借口。預存千元話費實為變相強制消費，消費者如同被套上無形枷鎖；審核房產證則將服務異化為“身份歧視”，無疑踐踏了公平原則。

　　亂象根源在于立法滯后與監督缺位。工業和信息化部雖已推行電話卡實名制政策，但尚未對運營商增設額外證明要求作出明確禁止性規定，這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制度空白。各地執行標準呈現碎片化態勢，導致“一城一策”的現象較為普遍。

　　破除亂象需以法治為基、監督為刃。工業和信息化部應出臺反詐措施清單，明確禁止運營商自行增設證明，建立全國統一辦卡標準，杜絕“一城一策”的隨意性。同時，完善投訴機制，嚴懲違規行為，讓挑戰規則者付出代價；同時，建立運營商信用評價體系，將亂象納入企業征信，倒逼企業規范經營。

　　辦卡亂象如一面鏡子，映照公共服務中的權力傲慢與責任缺失。當辦電話卡需“自證清白”，消費者失去的不僅是便利，更是對公平社會的信任。唯有以法治為錘、監督為刃，才能使公共服務回歸本質，讓公民便利權不再待價而沽。破除這堵“證明墻”，需監管部門、運營商與消費者共同努力，讓反詐成為守護安全的盾牌，而非束縛自由的枷鎖。 王志順